【大纪元5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台北报导）在台海两岸颇富知名的小说家严歌苓，随着美国外交官夫婿在台湾定居已经三年，她的夫婿任期届满，他们将离台转赴欧洲。在美国在台协会的邀请之下，4月30日下午在美国文化中心，严歌苓以“为讲故事活着”（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为题，畅谈她创作小说的因缘，以及具备哪些特质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
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12岁（文革期间）考入成都军区，参加解放军，在一文工团当了八年的舞蹈演员；20岁在中越战争前线当过战地记者。1986年在中国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第一次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青年写作。1989年赴美进修，获有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艺术硕士。
1991年以〈少女小渔〉获中央日报文学奖，并引起文坛和电影界重视。1993至1998年，连续获得台湾多项文学大奖。作品译成英、法、荷、日等多国文字。2006年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说The Banquet Bug（中译书名《赴宴者》）。除了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严歌苓也参加“美国影剧作家”。
题目灵感来自马奎斯的自传
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奎斯，是严歌苓最崇拜的作家，马奎斯有本回忆录《为讲故事活着》（Living to Tell the Tale），提及苦难越多的地区，人的日子不好过，故事就多，作家就越多。马奎斯出身南美哥伦比亚，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整个社会的走向常常是未知的，人的生活当中变数非常大，于是产生戏剧性、张力，很容易写出极致下的人心。
严歌苓说她生长在五十年代末，中国正好走进了思想意识型态的斗争──反右；生活上则有三年大饥饿，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有很多没有被证实的鬼故事、恐怖故事，她和所有的大陆中国人的物质非常贫乏，但是故事非常丰富。
八、九岁时，她父亲是反党作家，工资遭银行冻结，停止发工资没钱，他们那一帮孩子就结伴在下雨天去买菜，常常能捡到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掉在地下没有声音，人家就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穿拖鞋上街，人家就叫他们拖鞋大队。
他们那帮小孩有一种反社会的情绪与愤怒，为什么父亲会这样？生活会这样？也没有学上？常常拿着一把很有力的大伞，去刮人家的纸雨伞，学会了去搏斗、抢东西、偷窃。“很早我们就经历了人性的两大堕落──撒谎与偷窃，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不撒谎就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
当时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五十多位艺术家住在他们院子里，其中三十多位是反革命，要派军队的宣传队、工宣队、学生的宣传队这三种人，来进驻管理那些艺术家。他们每天都要问起小孩，你爸昨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他们就编出很多话来讲，“我爸昨天晚上在家里抱怨共产党能讲吗？”她说那些是非常不幸的经验。
严歌苓表示，身为作家来讲，很早就看到，人在你面前可以表演很多面目，你也可以在别人面前戏法他们，这样就看到很多可能；我说假话他会怎样，说真话会怎样，这对她来讲是很好的作为小说家的训练。
“所以我从生下来到今天，都是在戏剧的漩涡里转，文化大革命看到各种各样人的嘴脸丑行，今天是朋友，明天就背叛，各种各样血淋淋的东西，每天都看人跳楼，我从五十年代末期到后来的经历，不同于任何人的经历。”
在西藏高原与中越战事前线
12岁去参军，她敏感的程度到了军队以后，不能表达私人化的形式，否则会觉得自己很得罪人，然后她收敛起来，不敢表达，担心万一又得罪人，就格外的内向。
譬如她小时候爱讲俏皮话，在西藏高原见到有个女兵穿的很少，她说：“你是耐寒作物。”这位女兵觉得很受侮辱，怎么这样讲。她看一个人唱歌，牙齿缝很稀，就说：“你这个西班牙女歌手。”又得罪人。她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表达，她才发现不行，那不是爸爸他们艺术家的地方，他们不会讲她很幽默很好玩。
到了西藏以后，很多事情靠她自己的内向记忆储存起来，消化掉，变成形象。她们每年都要到西藏演出好几个月，后来写些西藏的故事，真实的原始形象都给了故事很多养份，不能够知道的空间用想像力去填满，最后变成一个个故事。
20岁时，到中越自卫反击战，严歌苓去了一个野战医院的包扎所，一夜之间接受一千多个伤兵，很年轻的小战士，大概18-19岁，全都是残废了，整个走廊里有一股血的味道。
她采访一个小战士，地雷把他下半身全炸坏，没生殖能力。他是孤儿，从小订了娃娃亲，他的丈人把他养大，他唯一对丈人的报答是退伍后去做他女婿，他不能生育就变成无法报答他丈人。
当时医生检查他，碰触他腋窝，他咯咯笑了起来，当时严歌苓觉得他活了，不会寻死，因为他笑得挺开心的，像孩子一样。后来等回到成都，第二次又去前线，他们说小战士自杀了。那些事情给严歌苓刺激很大，从此以后她就反战，不再相信战争的意义要比人的生命价值还大。
“这些就是我在青年时代、少年时代，involve（融入其中）的戏剧，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戏剧，我被围绕在戏剧里，同时也被创伤了。”严歌苓说道。
放下跳舞 开始写作
20岁时，严歌苓从前线回来以后，就不跳芭蕾舞了，突然发现有比跳舞更大的使命。过去她想加入共青团，被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她说：“我要做独舞演员。”对方说：“你的理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吗？”就没有让她入团。
到前线之前，她家庭的教育很好，父亲是个作家，家里有很多书，《红楼梦》很早就读了，所以对人的感情、人性、世界上的经典，大致都知道。小时候读书，字认不全，不过严歌苓大致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就翻好看的地方看，《战争与和平》巨作，她只看和平不看战争。
中越战争打完以后，回到成都，严歌苓变得深沈，“跳舞的肢体表达，已经不能表达我了；我的表达想要更有力量，可以传达更远，我开始写文章。”
一开始写作，严歌苓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有爸爸帮我走后门，帮我投到杂志去，第一批作品就发表了。”她受到了鼓励，没经过退稿，就一直写下去。
1986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得了奖，1987年出版第二本长篇小说。1988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问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严歌苓才意识到中国作家挺不幸的，因为思想是被放在一个框架里。
到美国时，她到爱荷华（Iowa）青年作家写作中心，参观美国很多艺术家的基金会，观看那些青年作家讨论作品的气氛。严歌苓说：“我就觉得中国作家很可怜，他们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或发表什么，是有前题的，不能有自由的。一个作家不能有思想上绝对自由，就不能成为很好的作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向往美国。”
于是，她联系美国的学校，开始学英文，因为她觉得像她那样人文素质的人，中国的人文环境对她来说很不适合，经常会讲当局不爱听的话，当时她跟军队的系统比较近，军队也是不适合她待的地方。那时候爆发了六四，给了她最后一次的失望，不能在这个国家待了，一定得必须要走。
倾听故事与追问细节
经历了不断的起伏跌宕，生活有巨大的落差，给她留下了很多的故事，严歌苓觉得作为一个爱讲故事的人，首先是个好的聆听者（listener）。她有一个朋友，常会讲很多废话，但一百句废话里可能有一两句非常好，有很好的细节，不可能编造的；所以她就套上耳机，用一双非常同情的耳朵在倾听，边烫衣服边听电话。
她在讲故事之前，就听了各种各样故事，听民间故事，听外婆讲些莫名其妙的故事，狐狸精的故事等等。严歌苓认为每个人都藏着好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好书，任何人让他好好跟你讲，都可以发现很好的个人历史，都非常精彩。
“我对所有人的故事都特别的感兴趣，眼睛看到的是观察，我现在写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充满细节。”譬如写《第九个寡妇》之前，她到河南农村，就追问：“你吃树皮，榆树皮怎么采下来？”对方就跟她每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榆树皮采下来如何弄碎、磨成粉，最后成为什么状态，她就搞的很明白。
她倾听人家的故事，会设身处地听的非常入迷，也会非常难受，难受很多天，甚至好多年。“能否成为作家有很多东西都要先天决定的，你的同情心有多少，跟人家共感能力有多少，共感能力是写作时，确实站在人家的立场上，你经历一遍他经历的事情。”
“我是非常有训练自己的人，几乎没有一天是在虚度光阴，每一分钟我的雷达都是打开的，非常高度敏感。”她写的人物经常是混合著一些人的细节、形像、身世等，没人能发现最后张三是谁，李四是谁，她说要不然很不道德。
好小说家 会说故事之外
活到知天命的岁数，严歌苓表示，写到今天觉得最大收获是，找到跟自己性格、所有的一切状况都很吻合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满足。她非常欣赏作家这种生活方式，使她独立思考，不听评论家对她作品的好评或坏评。只有作家可以这样的生活──读书、写书，作者跟书在交流，她可以到老也是这种生活方式。
不过，她也警醒的想起在学校时老师的话，有位教欧洲与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的老师，曾在严歌苓班上说：“你为何而写？你认为世上还需要你这本书吗？”（Why do you write? Do you think the world needs one more book?）因此她会先想，“这世界需不需要这样的故事，我要写这样故事的话，故事之外的意义是什么？”
“写每个故事，除了告诉读者这个故事之外，还想告诉点什么，这不是我一下能说出的，要通过我对语言的追求，对人物的塑造，然后一点一点，好像它出来了。”
撰写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严歌苓认为，每天她都能听到或从报纸上读到故事，特别是大陆现在有几个频道专门在讲些民间骇人听闻的故事，有很多故事比能够发动想像力到最最强的地步还要惊世骇俗，所以仅仅会说故事是不够的。
“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有在故事后面的信息是什么？如果这信息讲的很清楚，那不是小说家而是通俗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在你所有的形象和盘托出之后，每个人根据他的情感、背景、立场，得到张三李四不同的讯息，你就成功了。”
严歌苓说她还会继续讲故事，还有些故事没写出来，还有些精彩的故事等着她写，还有些故事尚未说服她，它将来成为一个故事，在故事之外的价值有没有，所以还不知道是否会写那样的故事。
这天前来听讲的听众，有远自美国的话剧编剧家沈悦，严歌苓说她在美国时常看沈悦的剧。也有出版《少女小渔》的尔雅出版负责人隐地，这是十几年前在台湾首次发行她的小说，后来拍成电影，当时给了她很多鼓励。还有电影导演李安的弟弟李岗，也是位导演，以及出版数本她的小说与套书的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等。严歌苓说：“看到老朋友们，感觉像个家庭聚会一样。”
演讲之后，她回答现场读者的问题──〈如果能选择人生 严歌苓想当医生或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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