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1日讯】零九年注定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中共要承担太多的“纪念日”，无论是展现党威国势的六十周年“国庆”，还是力图淡化逃脱罪责的“六四”。这些节日中共有足够的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即在萌芽中于以扼杀。但有着这样一种日子，既非庆典，也非哀悼的政治性日子，它在中国大地上，在分分秒秒，一呼一息之间就会发生，这些事件小到路上的一例交通事故，娱乐场所的一起持强凌辱，但瞬间就能引发出一场社会性的公众事件，且迅速地从地方扩展到全国，把它推到舆论的峰口浪尖上，如同星火燎原，江河决堤之势，让地方官吏，中央大员寝食不安。
零九年的五月份，临近“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发生了二起事件，一起就是5月8日，杭州纨裤子弟将街道当跑道，赛车撞人致死案，此事迅速引发成全民性的公共事件，死者追悼会的那天竟多达上万人到殡仪馆送葬，网上所暴发对此事件的看法的文章，和只言片语更是普天盖地，矛头几乎清一色地对准杭州的交警部门和杭州市委。死者毕业前所就读的浙江大学学生，集体写信给中央为同学讨说法，其言词之犀利到了逼宫程度。究其原因，乃是肇事者是亦官亦商的市政协副主席的儿子，另一个与其一起赛车的同伙，则是市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事发后这位宣传部长的儿子竟然在事故现场抽起一棵烟，语带笑意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们这个赛车俱乐部要出名了”，真不愧为宣传部长之子。一个与他同龄的青年被他们活生生撞死，竟然看成俱乐部出名的机会。肇事者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能够如此轻松幽默，在于他们背后有一个可以让他们无法无天的老爹和政权。事发后杭州交警部门即刻伪造车速和现场，把这样一件街道当赛道，至人于死地的恶性事故，企图演化为一件普通的交通事故。
另一件是发生在五月十日晚上，湖北巴东一个小县城，一位修脚女反抗三位镇官强奸，用修脚刀怒杀色官事件。修脚女邓玉娇是一位年仅21岁的花样女子，在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要求给于其“特殊服务”时于以拒绝。所谓“特殊服务”时下中国是人人皆知。但是这位官大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邓小姐竟然不从，于是拿出一沓钞票向她头上扔过去，口言，难道怕我们没有钱给你。然后不顾邓玉娇的反抗，伙同另外一位黄姓官员二次把她摁在沙发上企图强奸。忍无可忍之下，邓玉娇抓起工作用的修脚刀向邓贵大刺去，正中要害，一命呜呼，黄姓官员也被剌伤，与这二名官员一起前来的随员，见事不妙仓皇逃窜。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员持强凌弱，企图轮奸事件。事件发生后，网上是一片欢呼之声，称邓玉娇为时代贞洁烈女，为民除害，甚至将邓女子的修脚刀和贺老总的二把菜刀相提并论，也有人把她比作去年震撼全国，为讨公道而杀警的杨佳相比，邓女子的修脚刀成了中国民间反抗暴政的象征。总之，网络上是同仇敌忾，一边倒地支持邓女子抗暴杀官，连网上为政府说话搞事的“五毛”都不敢作声。知识界人士还联名请愿，要求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上要持公正态度，不要以谎称邓女子精神有问题来掩盖自卫抗暴的真相。
杭州赛车撞人致死事件和巴东修脚女受辱抗暴事件，一个发生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一个发生在山林小镇楚西厄塞的巴东，但二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官逼民反，群体性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杭州赛车肇事，肇事的一方是杭州市的官家子弟，被害的是外地来杭靠卖早点为生的贫民孩子。杭州近年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也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杭州因着它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成为中国官家富家的至爱之地。最近以血腥拆迁而成的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素有“一曲溪流一曲烟”之称，现在是中国官商贵族趋之若骛之园。但是这样的天堂景观和幸福指数，却是建立在杭州百姓和外地民工的痛苦基础上的。杭州当朝市委书记王国平，这些年来在杭州这个历代文人墨客会萃，革命党人辈出之地，大兴文字狱，像师涛这样的文人记者，竟因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言词委婉的批评诗文，和朱虞夫这样以平和的方式宣传民主理念的人士待之以牢狱。像“爱琴海”这样以诗文会友的网站也被封杀，主编力虹被判入狱。最近又率先在全国实行网上实名制度，让网上言论者胆战心惊，将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名城地，变成文化的墓地，思想的坟场。王国平还不仅仅在政治思想领域大打出手，对民间教会也迫害又加，对征地拆迁更是司法、军警、黑社会一起上，搞得杭城冤声载道。杭州人言：“来了王国平，杭州被刮三层皮”。可以说赛车撞人致死事件，是杭州老百姓对杭州党官，日积月累愤怒情绪的总暴发。
巴东修脚女事件，一方是三位政府官员，另一方是靠修脚讨得生活的女子。事发之地，是权贵作乐，穷人强颜欢笑的娱乐场所。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名为休闲娱乐场所遍地开花，而这些场所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都是女性工作人员。女性工作人员因受到侵犯造成至死事件，这些年来不绝如缕，被强奸至死者有之，被逼跳楼者有之，同为湖北的高莺莺堕楼事件，贵州瓮安的李树芳的俯卧撑事件。07年更有四川达州市，一名十六岁在酒店作礼仪小姐的花样少女，被三名到酒店消遣的官样男子看中，点名陪酒至凌晨后，被发现遭到奸杀。她的舌头被咬断，乳房被割掉，下体大量出血，引发逾万民众放火烧酒店的群体事件。但这样的事件并没有为政府敲响警钟。最近几年侵犯女性事件，受害者的年龄又向低端未成年女孩身上发展，贵州习水官员集体嫖处事件，浙江丽水，临海，深圳都发生官员强行嫖处案。但是这样的恶性案件，几乎每起均被有关单位重罪轻判，轻罪不了了之了。受害家属冤屈无处可诉，民间的愤怒情绪强压心头，这一次巴东修脚女挥刀抗暴，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烈女，成为时代歌咏的英雄。
杭州赛车撞人致死案和巴东修脚女抗暴杀官案，充分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气、民意、民愤，反映中国社会官府和民间的对立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中共官员和家属如此横行乡里，鱼肉民间，为非作歹，每天都在逼迫着民变，民可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中共领导人会不清楚，但是中共已经身陷自己造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杭州赛车撞人致死案引发的群体抗争，是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多年为官的结果。王国平其父王平夷原杭州市委书记，文革期间在浙江麻纺厂被批斗之死。这样的家庭变故，对其不可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父辈的共产主义早在父亲之死时，已经彻底瓦解，当他子承父位时，早已看破红尘，再也不会像老头子一样做共产党的“冤大头”，这种思想一当进入政治权力，就会变得十分地可怕疯狂。杭州是房地产开发规模最大的城市，王国平家族个个都是房地产大鳄，其家族的财产有几十个亿。而王国平这种所思所行，在共产党内第二代官员中不是个别的，而是十分普遍流行。这些官员，官官相附，互相结帮，这几年来几经磨合，互为谋利，已经结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而他们的子弟则成了纨裤子弟，每天除了纵情声色犬马，挥霍父母贪污来的国资民膏以外，就是耀武扬威，滋事生非。这样的纨裤子弟，京城恶少，与当年清庭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东修脚女抗暴案中的几位官员，均是共产党的基屈小官，这些官员虽然官不大，但都个个都是如狼似虎，横行乡里的土皇帝。这些官员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垃圾，搭上共产党这条权力之船，自然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这些年来所引发的群体抗暴事件，基本上都是这些干部所为。
这些年来中国城乡，从洗头，到洗足，再到洗浴已经成行成市，发展成为中国产业的一大支柱，长沙市2008一年竟然洗出30多个亿的财政。一个城市一年要洗出30多个亿，没有公费如何洗得出这样的巨额。许多地方官员都将洗浴当作“新文化运动”和拉动内需加以推动。深圳市竟然规定在职局处级干部可享受药浴、足浴、推拿等公费疗养待遇，待遇标准为局级干部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2100元/人‧年，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而无论洗头还是洗脚、洗浴往往都涉及到色情服务。这次巴东野三关镇的娱乐城“雄风宾馆梦幻城”，我们仅从其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其服务的内容。当然服务人员也并不都是从事色情服务的，比如这次事件中的邓玉娇，就是一个只给客人修脚，卖艺不卖身，不作特殊服务的女子。本来三位官员酒后兴趣盎然，招个可以特殊服务的小姐多得是，为何一定要对邓玉娇强行所为呢？我们对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这些年来这些官员对招至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姐，已经玩滥到失去兴趣的地步，他们要尝尝那种强奸，轮奸的快感。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嫖妓宿娼是非常个人隐私的事，而现在则不同了，往往是呼朋唤友结伴而行，上级下级同事一起上，巴东修脚女事件是如此，习水嫖宿幼女案，四川达州高中女生被奸杀案也是如此。
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集体玩弄女子，和一起去吃一顿饭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些官员堕落、颓废、变态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夫复何言。但是，胡温政权还在“装逼”，把中共包装成一个“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政党，宣传“八荣八耻”。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无耻，实在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它，只能用民间一个最粗口的语言“装逼”来表达。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网站，都是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官员，“装逼”的舞台。中共的官员贪污腐败不要紧，但一定装得像，装得好，这是为官之本，也是为官之道。所以中共官员在新闻媒体上所看到的，和平时所作所为完全判若二人，他们刚刚从声色场所回来，就会在会上大谈“八荣八耻”，说得跟真的似的。他们收受贿赂的脏款还放在口袋里，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台上做廉洁报告。就像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为家族捞得几十个亿，却还装模作样骑车上班，以示清廉。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中共媒体能够如此逼真地把干部的装相扮相，放大了再放大，确实也能迷惑一部分人，但是谎言总是谎言，大部分人对这个政权的本质还是有清醒的认识，对胡温这一套戏路深痛恶绝。
巴东烈女抗暴和杭州赛车肇事二个事件，事件虽小，但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中共执撑下的政治生态，所谓的盛世图景。如果以一个素描来绘出今天的共产党人形象，那么就是作完八荣八耻报告，袋里揣着贪污受贿的脏钱，躺进三温暖的房间，搁着臭脚，说着淫语，让小姐服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新文化。中共官员这样一团污秽稀泥，纵有铺天盖地宣传，也难以扶上墙，让它闪烁生辉。
杭州赛车肇事事件和巴东烈女抗暴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在巨大的民意之下，政府依然习惯性的利用手中巨大的法律和宣传资源，歪曲事实真相，与民意对抗，那些被豢养的“刀笔吏”纷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来解读事件，曲变案件经过。从而使杭州赛车案，这样明明白白将街道当赛道撞人至死案，变得扑朔迷离。巴东烈女抗暴案更是重新书写案件经过，已将邓玉娇正当防卫或过失杀人罪，精神病患者转而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拘捕起诉。公安部对此案明确表示：“要按法律办事，要讲证据，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楚，也掌握在我们手里，你们怕什么？谁能够证明被害者是要强奸那个女子？当时只有四位在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位妓女，而不相信我们两位自己的同志（没有被杀死的两位）？并对三位官员要求“特殊服务”用词表示极为不满，说这个词影响极坏，一定不能再在新闻里使用。这个词语本来就含混不清，怎么能够使用？谁能证明“特殊服务”就是要求睡觉？同时表明态度“这样的事希望我们公安部门今后反应快一点，网民不讲理，我们就不和他们讲理，人在我们手里，证据在我们手里，大家不用看互联网民意办案。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中央政府杀气腾腾的无赖相，在这里一目了然，显然，民意与政府的一场生死搏斗正在展开，这样的搏斗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角力的一种长久存在方式。我们虽然不能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政府在民意中改邪归正，但是这样一种斗争，却是积累公民正义力量的必由之路，总有一天，政府会在民意前面低下他们罪恶的头颅。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六四”虽然远去，但不是“六四”的“六四”却已来临，中国民众从争自由，争民主的政治运动，转到了“争人权，求公正”。从抽像的政治运动，转到具体维权运动。人们对权贵的愤怒无法在天安门广场集结，但是通过互联网这个高科技平台集结起来，任何虚假的谎言，在这里一点就破。任何道德说教和作秀，都会引来嘲笑。任何不公不义，在这里都会遭到声讨，只要是正义之声，在这里一呼百应，这样一种声音，正在搅动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唤醒中国人沉睡多年的良知，感动国人，让国人走向民族精神自救的道路。今天的网络广场就是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道之所在，千万人吾往矣”的地方。
2009年5月20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