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吴伟林报导）近日一篇题为“耶鲁校长：‘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的文章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各界关注和民众讨论。这篇出自大洋网的文章报导了前耶鲁大学校长贝诺‧施密德特（Benno C. Schmidt Jr）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激烈争论。施密德特表示，“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网上有人指出﹐这篇文章未经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证实。不过这篇文章所触及的话题和所引起的争论已经超过人们对文章来源本身的关注。
大洋网的文章报导，对于近年来，中国大学刮起的久盛不衰的“做强做大”之风，一些国内二流大学甚至不入流的学院与中国知名大学合并，让新的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批评说，这是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文章说﹐施密德特认为，对于文科的计划学术，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令人失望。“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文章指出﹐而对于中国大学的日益严重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对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他并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文章还表示﹐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施密德特批评中国教育 网民热议
这篇关于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批评中国大陆大学教育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网络的热议。一些大陆年轻网友为之热血沸腾，表示“强烈抗议”， 认为“耶鲁校长已感到来自中国的学生迟早会全面超越当地的学生，所以在此大放厥词。”也有人认为施密德特别有用心，“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成为培养反政府的人士和思想基地。” 甚至有人说耶鲁校长批评中国教育的事情并不存在，是以讹传讹。
不过，更多的网友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耶鲁校长对中国的教育一针见血，用心良苦。
有读者评论说，这些话在中国教育界是基本上的普遍常识，没有什么批评的意思，讲的是大白话。“这番言论要是有大陆的教育者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会计较，也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司空见惯的……。可是，现在不同了，施密德特先生以耶鲁大学之身份出来议论一番，效果就有天壤之别了，也好，这下就触痛了国人的神经来了，老实说，还是应该感谢这位可爱的施密德特先生。”
搜狐网友表示，施密德特的话“虽然口气有点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说他说的非常对，中国的一些学者、教授、经济学家真的很让人鄙视，别说国外著名学者鄙视他们，中国的老百姓同样鄙视！耶鲁大学的校长真是给这些伪学者当头一棒。”
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网友也表示，耶鲁大学校长的话“一针见血”，目前的中国教育“都教育出来唯利事图，自私自利，没有廉耻的政治木偶和白痴……。有钱有权的都移民了。”
民国时期 中国教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天涯论坛曾发表文章说，中国的教育在倒退，而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文章从民国时期的免费教育、教育经费、教师薪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以及当时的中央政府不惜代价办教育等多方面做了总结，认为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国教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
文章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同时，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据中国发展门户网报导，目前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以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北京市为例，北京教育投入一直没有达到目标的4%，2006年占GDP比例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而美国、日本、韩国的教育投入则占GDP的4.7%~7.4%，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是7.1%。
教师薪水。据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曾出现了四位“风气开一代 师表垂后世”的著名教育家，如晏阳初、蔡元培、张伯苓、陈鹤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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