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杀人历史
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他们的死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镇压的规模和范围上。那波尔布特又怎么样呢?这个本名叫沙洛特绍的人自始至终都存在于柬埔寨共产主义的历史中,不提他而谈及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他的性格中可察觉的特征与其政权最血腥的暴行有关,也是毋庸质疑的。他遥远的过去非常复杂。
在1973年与越南决裂后,柬共决定更换其“老大哥”。显而易见的替代者就是毛泽东的中国,不仅因为其宣扬的激进主义,而且还因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压,令其遵循它们共同的边界。这位柬埔寨独裁者于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访期间,在北京成功地赢得欢呼,两国间的友谊被官方形容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于描述与中国关系的术语上,柬埔寨与阿尔巴尼亚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国技术人员于...
中共元帅陈毅曾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中共大将粟裕说,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的真相查出来。陈毅和粟裕都曾是陶勇的老上级。 听新闻: (听更多新闻请至“听纪元”平台) 陶勇“投井自杀” 1967年1月21日,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认为“投井自杀”,地点在上...
红色高棉的经验具有异常血腥的性质,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一种诱惑,让人想坚持把它当作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类似于对纳粹大屠杀独特性的争论。其它共产主义政权和为它辩护的人已经提出这种观点,声称波尔布特政权是一种极左翼现象或某种勉强被装扮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主义。但20年后,柬共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已经显而易见: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归根到底...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白求恩》在文革期间,是人人都要背诵的“老三篇”中的一篇,所以当时白求恩家喻户晓。按照毛的说法,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然而,白求恩真是这样的人吗?
1975年夏季,吴汉润在洞里巴帝(Tonle Bati)报告了一名红色高棉干部激烈的长篇演说。
对于柬埔寨革命来说,界定自己所反对的,比实际宣布一项积极的纲领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红色高棉都是在寻求报复。正是通过这一意图,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然后通过激进的集体化获得了新的动力。革命也是农村对城镇的报复。
与本世纪其它的大规模犯罪一样,人们禁不住去寻求一种最终的解释──这究竟是一个人的疯狂,还是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眩晕式的癫狂?尽管无法将波尔布特的责任减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国家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其它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影响也都不应被忽视。它虽然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背景,但红色高棉的独裁统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类别可能最恶劣因素的提炼。
原则上,民主柬埔​​寨没有监狱。据波尔布特在1978年8月的讲话称,“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不使用‘监狱’这个词。我们社会中的坏分子只是被赋予了要完成的生产性任务。”红色高棉对此非常自豪,强调与政治过去和宗教传统的双重决裂。根据宗教传统,惩罚被推迟,拘留被佛教的业力所取代,其中罪恶只在来生偿还。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惩罚是立即进行。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所有需要的就是100万名好的革命者。仅此而已。我们宁愿杀死10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着。”红色高棉这样的言论在合作社会议上司空见惯;其实,他们已将这种种族灭绝逻辑付诸实践。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见得多。在别处所称的“最高刑罚”,在这里使用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变得平淡无奇。
(3)数次下毒药害王明 毛泽东泽东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消灭了二个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敌刘志丹、张国焘,他正在得意,准备召开共产党七次大会。而中共从六大的1928年至1937年,已9年没有开过代表大会,这次七大他可以稳坐共产党领袖。 不料,莫斯科于1937年11月突然把中共驻共产党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中国。王明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中共祖师爷史达...
该政权中还有另一个固有而奇怪的矛盾:从理论上说,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应该是绝对透明和公开的,而关于当权者则几乎没有什么为人所知。共产主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在该政权上台后,柬埔寨共产党的存在被隐瞒了30个月;直到1977年9月27日,它才被正式宣布。
饥饿使人丧失了人性,导致一个人突然袭击另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记了一切。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同类相食吗?它或许不如中国大跃进期间那么普遍,而且似乎仅限于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报告了两个例子:一名曾经的教师吃了她的姐姐;一家医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轻人。
柬共的经济计划造成了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本应监督工作的干部的专横无能,令这种局势雪上加霜。灌溉是该计划的基石。已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开发它,为将来而牺牲了现在。但工程的不良规划和实施使得这种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徒劳。尽管一些堤坝、运河和水坝都经过了精心规划且今天继续使用,但许多都被第一场洪水冲走了。
人们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们的新境遇。对于“75年代人”来说,这介于做一只驮畜与做一名战争奴隶(根据吴哥的传统)之间。如果看起来很强健,没有太多“只吃不做的人”陪同,那么进入一座农民村要容易得多。
这正是共产党需要创造的全社会恐惧,达到见了它害怕、服服贴贴听它话,跟它走的目的。这次在共产党涉及的地区开展的整风杀人运动,大大小小领导为了讨好上级,显示成绩和功劳,所以捕风捉影,诬陷不愿为它服务的人。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个主要因素。根据斯利文斯基的说法,金边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还活着(就是说,有100万人死亡,约占死亡总数的一半),而磅湛(另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的居民中有71.2%幸存,北部奥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样。在最后这个地区,死亡率仅上升了2.1%。
然而,44年后,又是唐山!又是7月!据中国各媒体引述地震台网的描述,2020年7月12日早上6时38分,唐山发生规模5.1级地震,距唐山大地震中心古冶区7公里,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极浅层地震(76大震震源深度是12公里),之后又发生33次余震。临近的北京和天津也感受到一阵猛烈摇晃。唐山民众睡梦中惊醒,许多人形容这是近几年震感最强的一次。
试图从当地研究中得出总体数据很困难,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异极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难远远小于“75年代人”,尤其是饥饿之苦,即使考虑到公布的大多数目击者陈述是来自新人而不是农民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失真。来自城里的人中,死亡率极其高;今天,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户没有失去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区一个村庄定居的200户人家中,只有50户活...
肖泽逃离徐家一面走一面想,跟共产党打天下太苦太累,风险太大了,多年来福没享着,苦头吃足,粪便吃过,提了脑袋九死一生,成功希望渺茫,什么县长书记,弄不好我要和王书记一样头颅高挂城门。
数字有时并不足以说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让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产党的真实本性。但数字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如果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幸免,那么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时受害?柬埔寨的悲剧如何与本世纪其它的悲剧以及其自身较长的历史相关?各种方法(人口统计学、定量微观研究、目击者报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能推动我们逐渐看到真相。
对社会不同成分进行分类和消灭的狂热慢慢地达到了政治集团的最高层。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荣(Hou Youn),很早就被消灭了。“王国政府”的外交官于1975年12月被召回。并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人。除了两个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并处决。但由于柬共似乎从未有过任何有规律的行为模式,且由于不同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断存在相互猜疑的气氛...
红色高棉胜利后金边的完全疏散,既让该市的居民也让世界其余地区非常震惊,这些地区开始首次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异常事件。该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释。后者声称,疏散是一种安全措施,可确保免受美国可能的轰炸袭击,且人们在其它地方会吃得更好。该政权无疑将因城市的疏散而永远被铭记。
驻扎这一带的日军因其上层早与共军有口头协议,所以隔山观虎斗,他们为共军消灭其侵华主要劲敌暗中拍手称好。
尽管有一种相当敏感的民族主义,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场纯粹的本土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即一小群理想主义者转向邪恶,且可悲的是,传统的精英们无力做出反应来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己。这种组合在亚洲或其它地方远非特例,但只是很少会导致革命。也应归咎于其它因素,包括该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与老挝和越南的漫长边界以及那个历史时刻。自1964年以来一直...
从毛泽东到波尔布特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使红色高棉革命如此难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论之一。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无可置疑,他是富于想像力和老练的北京独裁者的苍白翻版。他在无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政权。该政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持续蓬勃发展。波尔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让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场社会转型的试验或预备草图,而这场转型可能是最激进的...
中共政权是由前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长期听命于苏联的卖国傀儡政权,前苏联不仅向中共输出共产党专政和暴力夺权的理念、战略、制度和技术,而且还提供金钱、武器、顾问、情报和基地。中共是依靠内战、恐怖和谎言等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
共军逃进敌后,抢占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在那里装模作样地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大做宣传文章欺骗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在借日军的力量大规模扩地扩武,不打日军专打国军的勾当,为抗日胜利后抢夺国民党江山作准备,用意十分恶毒。
军队是最先组织“整风”的。1951年,在军中,“整风”与其说是压制性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从1952年到1956年,“整顿”一直未变。一些再教育营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刮胡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没收,且通宵都亮着灯,以防止囚犯中发生自杀事件。然而,正是军队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冲击了它自己的干部,以致于很多人开小差逃到南方。这一趋势使当局感到忧心忡忡。他们...
二战后,共产党人的压制性暴力重新部署为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关于法国远征军士兵被关押的监狱营地,有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许多人在那里遭难并死亡;在1954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议时,两万人中仅9,000人还活着,有待获释。印度支那山区特有的可怕疾病夺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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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约两个月内,至少28名中共文宣及意识形态领域高官病亡,其中至少23人为中共党员;包括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刘锦云,以及年仅54岁的《瞭望》中国新媒体总编辑张夏、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