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众所周知,满清入关时要求剃发留辫,不服从者杀无赦,从北到南,为了这道不可抵抗的命令,不知有多少汉人丧了命。
元旦晴,物价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但政府实行统制,原料不足,捐书频加,无异置工厂于绝地。
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
库恩、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美国人相继高调出场,为现实中国的自由、民主辩护,并不是中国大陆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因此他们要把现有一切做出重新解释,说服中国人接受现实。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戊戌变法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他与王文韶受命主持。没多久,政变发生,康、梁亡命,他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后被捕。
遥想季鸾当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国,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擎起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著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大大拓展了议论国事的公共空间,为凝聚社会人心、重塑社会良知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树立起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使权势集团在理性、正义的言论面前懂得有所忌惮,使普通百姓在了解社会、辨别是非时有所依据。
1929年12月北大为纪念建校三十一周年,从12月16日到18日发出1900多张测验单,收回571张,其中96%是学生,99%的人年龄在20岁到26岁,99%是男性,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那一代北大学生的看法。
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份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作出的选择。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许揭开历史的伤疤,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
只有一颗脑袋思考,培养奴才,放纵浪才,扼杀人才,把任何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摇篮中,“男盗女娼的社会”才得以永葆青春。
宋教仁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的要角,中部同盟总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1949年以后,红太阳普照大地万物,《东方红》唱遍每个角落,绝对权力笼罩了整个华夏民族,代表一个民族元气的知识分子纷纷缴械投降,几乎是一败涂地,能在铺天盖地的权势和一浪接一浪的运动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
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
二十年了,还有多少方长的来日?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坚持我们的良心判断,把真实的声音发出来,在这个人的世界上寻求人的良心回应,而不是时时刻刻指望官方来重新做出什么评价,不再仰望宫阙,怀抱朝廷某一天突然开恩平反的心态。
1910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出发,火车到达河南,他就改为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走穿整个中国西部,深入中亚腹地。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
如果那些被层层叠叠遮蔽的信息将依然被遮蔽,如果与灾难相关的一个个问号不许追问,如果灾难迅速被转化为感恩戴德的庆功会,如果阳光不能铺展在每个公民的头上,如果权力还是真理的化身,灾难仍将继续发生,也许不会很远。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你就有可能沦为奴隶;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奴役,那么你今天的自由也缺乏可靠的保证。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一家的观念也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大同世界难道永远只是一个梦吗?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
大凡有一点良知和正常见解的中国人,都不难看清楚,中国教育的症结在整个教育制度,首当其冲的是高考体制,从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到招生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高中教育乃至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跟着高考走,完全依附在高考体制这个撼不动的庞然大物身上。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
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
1933年4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7号出了一期“宪法问题专号”,一下子发表了17篇讨论宪法的文章,连补白文字都是和宪法有关的。文章中所讨论的问题即使在七十年后也并未过时,当时所达到的深度也让足以让今天谈宪法的人无地自容。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人们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专横垄断,就是男盗女娼盛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宪法权利只是纸上的空头承诺,就是我们只能够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调、汽车……
从1926年被杀的邵飘萍到1941年病故的张季鸾,再到1949年后不再办报的陈、邓夫妇,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人,他们的报纸和那些以宣传或怀有其他目的的媒体不同,本身就是目的。
没有好的制度,有了清官也是靠不住的,有了好的制度,有人想不做清官也难。
百年长夜,因言获罪的事例史不绝书,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早年的北洋军阀时代,还是后来的国民党专政时代,言论自由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还留下了一个“多少”与“有无”的预言。
在1949年来临的前夜,对那个脆弱的独裁政权而言,任何独立的社会舆论都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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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20年房地产市场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买房越来越难。不过,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买房最难的城市并不在美国,虽然该国几个城市均跻身全球房价最高的十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