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 <<天安門文件>>編者張良:北京時間１月９日凌晨，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透過新華社說：“對于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我們党和政府已經做出了正确結論。這一結論不會改變。”并稱，“任何人使用編造材料、歪曲事實的卑劣手法，重新炒作此事，圖謀搞亂中國，都是徒勞的。”朱先生的陳詞濫調，早在意料之中。面對連日來全世界媒体的強大壓力，朱先生不得不在凌晨這一最黑暗的時刻匆忙應答。如此倉促正暴露了江澤民、李鵬們的惶恐和膽怯：
第一，在沒有通讀全書，在沒有徹底了解事情的來籠去脈之前，如此輕率、如此迫不及待地辯白，只能說明他們的懼怕和虛弱！
第二，那番評論是言不由衷抑或故意撒謊？“六四”事件烙印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心里，朱先生這一毫無任何証据的言辭已經表明江澤民李鵬們處于一种极其被動、理屈詞窮的境地。
第三，“六四”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是李鵬等當事者制造的，我們期待著李鵬站出來說話，也期待著江澤民出來表態。此時，朱先生的最好策略應該是保持沉默。如果稍有良知，朱先生實在不該在這個時刻，這么不負責任地強詞奪理，這么不負責任地草率表白，這么不負責任地面對全世界媒介再彈老調，這么不負責任地無端指責！這么無奈地將“中國六四真相”刻意貶為“惡意的商業操作”！什么“編造材料，歪曲事實”！請拿出你的証据來！難道你真的相信“這一正确結論不會改變”？難道你真的想掩飾良知逃避歷史的檢驗？難道你真的不怕你的無理之辯記入歷史的檔案？難道你真的沒有想到你如此蒼白的反應恰恰給了我一個最好的反擊机會嗎？因為，真理從來就不在你那一邊！
新華門，這座見証了二十世紀中國全部民主与屈辱歷史的宮門，十二年來，每當我從這里經過，每當看到鐫刻在這座宮門內“為人民服務”五個金字，我的心就哭泣。我曾經期待著“有勇气有能力克服自身缺點与錯誤”的中國共產党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期待著人民的政府能夠面對犯下的罪行向人民作真誠的忏悔！期待著外表開放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能夠扛起平反六四的大旗！更期待著委員長李鵬以當事者的身份良心發現！可是今天，等了十二年的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在江澤民李鵬的心目中人民的份量有多重？六四以來他們的作為表明，人民只是他們爭權奪利的擋箭牌、遮羞布，他們以人民的名義統治人民，他們以人民的名義壓制人民！整個九十年代，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幌子下，中國人的精神信仰被摧毀，中國社會的基本道德被踐踏，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成為溫順的山羊。這樣的山羊，“脖子上還挂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能夠領了群眾穩妥地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這就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魯迅：《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而這，正是現存体制所需要的。
放眼今日之中國，每天被揭露的貪污分子哪一個不是“体面的”共產党員和政府官員？哪一個貪官污吏攫取的財富不与擁有的權力成正比？官位越高，侵吞越巨。而未被揭露、仍在台上耀武揚威地向人民發號施令的貪官們又比那些已入監獄的好得了多少？在這一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空前席卷國家財富的浩劫面前，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除了任人宰割外，又得到了多少利益？事實上，中國社會机制性、整体性、象癌征一樣的体制腐敗已經導致整個社會陷入道德淪喪、貪官遍地、全民燥動、理想缺失的境地，“代表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党已經病入膏肓，面臨著分崩离析的境地。
放眼今日之中國，到處都在走形式，上面一套、下面一套，前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手里一套，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干著最見不得人的勾當，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幌子下為自己攫取著最大的私利，獨裁的專制政体勉強維持著貌視鐵板一塊的國家机器的運轉，然而，事實上誰都難以保証這“鐵板一塊”的机体不會在一夜之間龜裂？今日中國，已經無法靠一個包拯、百個包拯、千個包拯甚至万個包拯的清廉本色來根除体制腐敗，拯救共產党每況愈下的威望。我深信，我的朋友們深信，中國人民深信：中國總有一天會拋棄目前的制度，中國人民總有一天能夠真正擁有民主、自由的權利。
“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六四”事件，的确是中國的內政，是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廣大愛國者要求中國共產党及其政府開啟民主、崇尚自由、加強法制、嚴懲腐敗、建立民主政治的一場示威運動。這是一場自發的、在民主國家非常普遍的請愿示威運動。但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一樣，中國社會的任何一种動向都被提升到中共党內、提升到中共最高層，“問題就出在党內”。“六四”事件的發展最終演變成中國共產党高層的權力斗爭，演變成“退居二線”的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与越來越有群眾威望并越來越掌握實權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政治開明派的尖銳衝突。宣布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并最終決定對天安門進行清場，与其說是衝著學生來的，不如說是衝著中共党內開明派、衝著越來越不听話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來的，是中共元老預感到面臨退出權力舞台、即將徹底失去權力時的恐慌后近乎歇斯底里的一种集体發作！趙紫陽在學生運動中的溫和態度，給本來就不甘心退出權力舞台的中共元老一次期盼已久的机會，使他們找到了重新返回權力舞台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最好借口。決定對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真正的用意就是警告趙紫陽，中國的權力并不掌握在你手里，而是仍然掌握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手里（李鵬語）”；對天安門進行清場，是因為戒嚴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從而讓中共元老和李鵬們看到了學生運動的空前強大、北京市民乃至全國人民的空前強大、更讓他們意識到了這种強大背后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政治開明派的巨大影響力，有讓中共元老一种再不清場“我們就要全部被管制了（李先念語）”的恐懼；整個“六四”過程，以北京學生為代表的波及全國的民主愛國運動自始至終以理性、平和、非暴力的方式進行著，絲毫不能讓人感到有所謂的足以推翻共產党政權的強大的“幕后黑手”，更沒有讓人感覺到北京的确發生了一場“反革命暴亂”。從根本上說，中共元老們在“六四”過程中的全部作為，完全是出于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是他們不甘心退出權力舞台的一次最猛烈的反扑，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終將記錄在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薄上。
十二年來，關于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或高或低或多或少，從來沒有間斷過。一些中共高級領導人，在私下場合也總在呼吁重新評价“六四”事件。但迄今為止，以江澤民、李鵬為代表的最高掌權者，一直漠視人民的呼聲。他們千方百計采取各种手段壓制它、淡化他、回避它。然而，血寫的歷史無法用墨寫的謊言來掩蓋，“六四”悲劇的導演者最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們再等下去，中國不能因此再停滯不前了，我們也徹底失去了對江澤民、李鵬們的信心:他們在“六四”中的行為及其既得利益，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去主動平反“六四”。人民必須自己肩起這一歷史重任！
只要剖析現行中共最高當局中掌權者的心態，這一結論毋庸置疑。
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參与“六四”決策全過程的是李鵬。李鵬，參与“六四”決策全過程，認定學生運動是動亂、宣布戒嚴令，親自參与制定“六四”清場決策。在“六四”事件中，最死心塌地听命于鄧陳李等元老，最固執強硬。“六四”事件后，李意識到自己將留下一個遺臭万年的罵名，但他決不悔悟，渴望成為第二個康生D□D宁愿接受歷史的審判，也決不甘心讓“六四”在他有生之年翻案。他當然地將平反“六四”与中國的“和平演變”挂起鉤來，并不時呼吁隨時警惕“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顛覆”。
江澤民，“六四”事件的最大獲利者，作為鄧陳李等中共元老親自選定的第三代領導核心，不可能以平反“六四”來報答他的恩人。平反“六四”，就危及他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因此，江不可能做這一雙重賠本的買賣:對栽培他的恩人，落個“恩將仇報”的名聲；對自己，等于公開承認自身執政的違法。江的執政史已經証明了這一點。
朱熔基，一位飽經風霜的共產党人，當過右派，深諳共產党制度的本質。“六四”時，他堅決擋住了部隊的進入，決不讓上海成為第二個北京。這是一個有骨气的人。但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韜光養晦”，只抓經濟，不聞政治，他的位置以及他對江李的了解決定了他不可能在“六四”問題上出頭。他的總理的權力遠不及前任李鵬大。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總理??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卻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
李瑞環，一位深孚民心的改革家，有极佳的口才，思維嚴謹，精通哲學，思想解放。在“六四”中，他以理性和平和的手段冷靜面對勢態，是京津滬三個直轄市中處理危机最有成效者。他在政協主席的位子上更多地感受到人民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他深深理解人民的感情，并為之努力過。然而，他無可奈何。
胡錦濤，當時的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因為高山反應，因為有職無權，還因為任書記以來每年（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1989年3月5日）發生“拉薩騷亂”，他經常在北京休養。他沒有參与“六四”的任何決策，也根本不了解“六四”真相，按常理，他是最有可能去平反“六四”的。但，胡以其“舉輕若重”的性格，以其被确定的“第四代核心”的身份，他斷不可能主動去捏“六四”這個燙山芋。
尉健行，一位素有“現代包公”稱號的領導人，當時的監察部部長，十几年來一直從事著中共党內的紀律檢查和反腐敗工作。他部分參与了“六四”決策，積极与社會各界對話，多次強烈地表達共產党不自律，“党將不党”的呼聲。這是一個“訥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對“六四”肯定有他獨特的想法，但我們至今沒有听到他有關這方面的任何實質性表態。
李嵐清，這位被稱為風度儒雅的政治局常委，當初的經貿部副部長，既是江澤民的摯友，又是李鵬的愛將。他之所以升為經貿部長，并繼之成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常委，主要是因為李鵬竭力舉荐。對“六四”事件本身，李嵐清肯定會有不同于李鵬的看法，但也正是因為与李鵬、江澤民的特殊關系，在平反“六四”的問題上，他將毫無疑問地站在江李一邊。
十四個中央政治局委員中，依參与“六四”決策的重要程度而言，最重要的當數羅干、李鐵映和遲浩田。
羅干，李鵬的親信，當時任國務院秘書長，李鵬在“六四”中的几乎所有決策都是通過羅干傳達、督促并實施的。羅參与了“六四”的天安門清場，“六四”全過程的決策，在現任中央政治局成員中知情度僅次于李鵬。他是典型的保李派，現在又掌管著全國的政法系統，決不會允許“六四”平反。他很清楚，唯有保住李鵬，才能保住自己。
李鐵映，一位名符其實的李鵬的小兄弟，一個向無政績卻能平步青云的人。除了他是中共元老李維漢的儿子，除了他的母親曾是鄧小平的妻子，除了鄧小平的親自點撥而扶搖直上中國權力高峰外，實在顯不出他有什么本事。無可否認，學生運動一開始，李鐵映就搖擺在趙紫陽和李鵬之間，他与閻明复一起与學生對話，講一些調子溫和的話，但是，到元老們清算趙紫陽時，李鐵映則將全部的責任推給了他的同伴閻明复。僅憑這一點，他就徹底毀了自己的名譽！現在，失去了靠山的李鐵映，既不容于江澤民，又不容于朱熔基，雖然年輕，但政治仕途已入黃昏。他是一個典型的“騎牆派”，一個缺少人格的人。一旦“六四”平反，他又會反過來說另一番話，但是，要主動進行平反“六四”的動議，他是斷然不敢的。
遲浩田，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毫無疑問地參与了調兵遣將的軍事決策，并堅決地執行。盡管在實施戒嚴和對天安門清場的決策中，他更多的扮演了一名決策執行者的角色，他對學生運動的言行更多地充滿同情和理解。他沒有在“六四”中撈取政治資本，但他的內心并不希望平反“六四”。因為如果“六四”得到平反，他或多或少總要被人算賬。
田紀云，趙紫陽的親信、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后，很少得到最高層關于學生運動特別是調動軍隊方面的決策信息了；那時起，田基本上成了閑人，消息的閉塞甚至迫使他通過自己的秘書來獲取。“六四”以后，田被冷凍了，原本曾是李鵬對手的田被李鵬藉机打了一個沉重的悶棍，直至1993年离開國務院以前，他再也沒有舒心的日子。無疑，田對“六四”有著不同的看法，近几年，他也曾在全國人大等小范圍內表達過自己的意見。然而，他的意見一直被江澤民、李鵬所封殺，從1992年的中共中央党校講話到1998年關于法制建設的呼吁。田被稱之為中央高層的開明但不掌實權派，是現任政治局成員中最受排斥的人。
溫家寶，象田紀云一樣，自趙紫陽被決定停職后，溫也不再被信任。“六四”以后，溫也有過一段難受的日子，他不被高層更多地重視，但溫沒有明顯的親趙色彩，前任總書記胡耀幫倒台時溫已經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是屬于務實的一類，沉得住气。在江接任總書記后，他注意樹立江的威信，并更多地賦予江的親信曾慶紅在中央辦公廳的實權。溫對“六四”會有其獨立的見解，但從來沒有公開暴露過。縱觀溫在“六四”的表現，他的确應該被肯定。現在，溫的務實作風和不事張揚的個性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錢其琛，當時擔任外交部長剛滿一年。在這個崗位上，他當然希望能以和平的手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并堅決主張嚴懲腐敗。錢沒有參与“六四”高層決策，而“六四”的結局也的确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六四”以后，西方各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錢憑藉其卓越的外交才能，為中國重返國際舞台作出了重要貢獻。錢對“六四”的看法可能比其他政治局同事更清楚，只是他不說罷了。
丁關根，當時的中央政治局侯補委員，鄧小平的橋牌得檔，1988年政府換屆時鄧曾考慮讓丁擔任運輸部長。只是丁擔任鐵道部長官運不濟，火車接二連三地翻，不僅翻掉了運輸部長的官運，更連鐵道部長都不保了。“六四”發生時，正是丁最倒官運時，當時的丁因為丟掉鐵道部長的烏紗帽，在政治局內成了閑人一個。然而，因禍得福，就是這場“六四”，使丁立即填補了被罷免的閻明复的官職，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丁關根來說，“六四”這個案是斷然不能翻的，不啻是因為他靠“六四”獲得晉升，更是因為“六四”与他的恩人息息相關。
張万年，當時的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參与“六四”決策，平不平反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作為軍人，張万年一直標榜自己“以服從為天職”。事實上，“六四”事件后，他并沒有獲得晉升。所以，平反“六四”，至少對張万年本人不是一件坏事。但張大概不會主動提出平反“六四”。
接下來的六名政治局委員和兩名侯補委員當時都是地方官員，与“六四”事件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但平反“六四”，肯定會對他們帶來間接的或好或坏的影響。
這當中有來自上海的吳邦國、黃菊、曾慶紅，他們三人當時都是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吳和黃，都曾參与与學生對話，相比之下，吳的態度更誠實，更獲得學生的信任，而黃則慣于以兩面手法對付學生，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吳現在是國務院分管工業的副總理，他的務實、謙虛和平易近人，使与之打過交道的人認為他是“上海幫”中較厚道的一個；而黃的身上則沾染了更多上海灘小市民的習气，“精明、聰明而不高明”，他以江澤民弟子自居，動不動就用江作擋箭牌，為人圓滑而刁鑽，北京的包括外地的官員對黃很少有好感的，也因此，黃一直圓不了他的進京夢。這一個典型的江的影子，至少在目前會絕對听命于江的。
曾慶紅，當時具体負責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這一事件的結果導致了上海乃至全國性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和新聞記者的抗議行動。對“導報”事件的處理，象江澤民一樣，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難咎其辭。無疑的，曾是江澤民的“高參”，最得力的干將。“六四”以后，江晉升中共總書記隨即調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此后，曾平步青云。曾的資歷淺顯，但為人開明，思路敏捷，富于創新，中南海的十二年歷練，使人們更進一步看清了曾。這是一個敢作敢為并講究謀略的人，人們對他越來越充滿好感。畢竟，“六四”事件与曾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也許，曾是一個能面對歷史并直面現實的人。
姜春云，當時的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一個最緊跟李鵬的人，在“六四”事件中，自始至終態度鮮明地站在李鵬一邊，獲得了李鵬的高度贊賞。1992年，何東昌代表中央考察組對姜春云進行考察，并認為姜是一位优秀的省委書記，建議進入中央政治局，此后，在李鵬的大力舉荐下，姜進入政治局，不久离開山東進入書記處，此后又被李鵬拉來擔任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李鵬到人大后，又拉姜去當副委員長。盡管山東省的泰安案、日照案与姜有著緊密的關系，盡管不少人對姜作了非常詳細的舉報，盡管姜在人大選舉中得票最少，但因為有了李鵬這個靠山保護，他的腐敗案件中紀委無人敢查，在人大，姜擁有的實權遠遠超過第一副委員長田紀云。這樣一個視李鵬為恩人的人，是絕對不允許平反“六四”的。
賈慶林，當時的福建省委副書記，是“六四”事件中福建省委“制止動亂小組組長”。相比之下，賈當時對待學生的態度比起當時的文教副省長、剛被撤職的省委書記陳明義來要溫和、克制得多，至少賈不出爾反爾。后來，因了他的老上級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他也一步步地從福建省長、福建省委書記、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賈是鐵杆的江派，江對“六四”是什么態度，賈就是什么態度。
李長春，當時的遼宁省省長，以比較溫和的方法處理學生運動，較好地控制了遼宁的局勢；吳官正，當時的江西省省長，親自与學生進行對話的為數不多的省級領導人之一，他的親民色彩一直保持至今；吳儀，當時北京市分管外貿工作的副市長，同情學生運動，但又認為學生運動解決不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又對“六四”的結果持不同看法，這是一位態度鮮明的女人，說話的率直有時超過男人，但她充其量只能是一個聲援者。
綜上所述，平反“六四”，中共最高層缺乏動力，缺乏象彭德怀這樣橫刀立馬、敢作敢為者。共產党向來標榜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并向自己的錯誤開刀，但是，每一次的自我否定，都是在強大的外來壓力或內部權力斗爭白熱化的情況下才形成的，沒有一次是主動的、自覺的。所以，平反“六四”，需要全民的力量，同樣需要中共党內的力量。當前，最重要的是將平反“六四”与嚴懲腐敗結合起來。試想，“六四”學生運動最鮮明的口號就是“懲治腐敗，反對官倒”，然而，“六四”之后，共產党官員的腐敗只收斂了兩年，而現在的腐敗已經似癌征擴散，遠超過“六四”時的百倍！最高當局卻一直以“党是正确的，制度是好的”，坏的只是“個別的人”這樣一個掩耳盜鈴的強盜邏輯來愚弄、蒙蔽全國人民。事實胜于雄辯，問題的征結不在于一個個貪婪的官，而在于這個鐵幕重重的制度。正是這种政治專制，确保了共產党的官員一旦擁有地位和權力，就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資產，汲取民脂民膏，不受法律約束和人民監督。如果這种制度不作根本性的改革，中國的文明、強大和复興，中國要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只能是一句永遠不能實現的夢囈！
十二年的歷程足以証明，江澤民、李鵬們不可能為“六四”平反。從江李等人數十次內部講話可以斷定，他們一直將“六四”事件視為中國的潘多拉盒子、中國共產党的潘多拉盒子，盒子打開了，他們的命運也就完了。所以，他們永遠不可能去掀開這個盒子。特別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多米諾骨牌倒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槍決、蘇聯徹底解体之后，江澤民李鵬們對“六四”事件更加懼怕和惶恐了。面對人民和歷史，我一直將公布“六四”真相作為最重要的奮斗目標。由于中國目前仍然處于高度极權的專制政体下，由于仍然對不同言論采取极其嚴厲的鎮壓手段，由于江澤民李鵬會想當然地將此事當成“妄圖搞亂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以，為了不讓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擊异已，為了不讓更多無辜的人卷入，為了不再讓人民遭殃，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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