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熟悉北京政治圈并曾因為‘六四’被捕入獄的學者，對海外引起轟動的《天安門文件》以及十一年前的六四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吳稼祥，曾在中共中央調研室工作，參与起草了許多中央文件，是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時期的重要”筆杆子“。他在1989年六月三號辭職，但六四后仍然被捕坐牢，關進秦城監獄。他是被稱為主張“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或中共体制內的改革派。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從目前所曝光的《天安門文件》的情況來看，他實在不敢斷言這一文件的真實性。
吳稼祥說：“看到所發表的講話，真的說不出什么判斷。”
吳稼祥并不否認這個在海外被炒得紛紛揚揚的《天安門文件》有它的价值：那就是，它提醒人們，天安門事件不可能被忘記。
北京作家戴晴也發表文章說，這兩天在北京，大家都怀著11年前大搜捕那樣的緊張的心情，關注著這本“六四真相”。當然，夾雜在緊張里的，更多的已經不是恐懼，而是興奮和好奇。
擔憂張良帶出“絕密文件”將造成的后果
但是，吳稼祥和戴晴都對北京中央机關化名“張良”的干部所帶出的“絕密文件”將造成的后果，感到擔憂。吳家祥認為，整個事情很复雜，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并不一定因此而受益。
吳稼祥說：“這件事情非常复雜，不一定是改革派，非要發動這件事情，這种事情對改革派并不利。它只是給改革派一個道義上的支持。但從政治實利上來說，對改革派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改革派干這种事情，不是給人家一网打盡嗎？泄漏了中共最高机密，你說這對他們有什么好處啊？現在還說不好主謀是誰，什么人干的。不過，我絕不相信，現在在位子上的改革派領導了這個事情。”
戴晴也問道：把絕密文件偷運出境，在全世界以多种文字發表，除了讓決策當局難堪一陣，緊張一陣，并再度撥款增加人員加大保密力度外，能推進它的決策性和与透明度嗎？能促進它讓權分利嗎？曾經因為六四坐牢在秦城監獄關押一年多的戴晴，得出結論說，這個文件匯集，不會讓台上的強硬派沒臉，也不大會影響未來中共高層的人事安排，只能給江澤民和李鵬加分，而“丁子霖名單上的受難者什么都得不到。”戴晴認為，這位把絕密文件帶出來的“張良”，“沒有權利，也不應該這樣做”。
官方要盡量避免出現六四字眼
据報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都先后表態，抨擊了西方新聞界發表這本《天安門文件》的書。他們都認為，六四已經過去，當時采取的措施是對的。不過，北京作家“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認為，官方就是要盡量避免出現“六四”這樣的字眼：
劉曉波說：“國內是不能說六四的。寫文章談到六四都用公開發表的文章，用官方的“北京的政治風波”、“六四風波之后”，其他方面就不能深入談了。關于六四本身，即便是專門替官方辯護的文章，除了六四后的一兩年，后來就基本就沒有了。官方就是盡量不讓出現‘六四’這個字眼，以便喚起人們的記憶。”
“六四”后曾經兩度被捕入獄的劉曉波同戴晴一樣，是如今留在北京而繼續大膽發言的為數不多的异議人士之一。他認為，從表面上看，人們似乎是淡忘了六四這件事，但在人們的心中，肯定是過不去的。
劉曉波說：“因為這就是一場官方對于手無寸鐵完全和平請愿的，而且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這么一場大規模群眾性民主運動的鎮壓，肯定是毫無道理的。”
劉曉波說，正因為這种鎮壓沒有道理，所以，不僅在中國國內遭到了譴責，而且在整個世界，也遭到了譴責。也正是因為如此，當局才把六四問題看成是“瘟疫”，才在內心充滿了面對“六四”問題的恐懼。
轉自(VOA海濤報導Jan. 11,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