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熟悉北京政治圈并曾因为‘六四’被捕入狱的学者，对海外引起轰动的《天安门文件》以及十一年前的六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的吴稼祥，曾在中共中央调研室工作，参与起草了许多中央文件，是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的重要”笔杆子“。他在1989年六月三号辞职，但六四后仍然被捕坐牢，关进秦城监狱。他是被称为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或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从目前所曝光的《天安门文件》的情况来看，他实在不敢断言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吴稼祥说：“看到所发表的讲话，真的说不出什么判断。”
吴稼祥并不否认这个在海外被炒得纷纷扬扬的《天安门文件》有它的价值：那就是，它提醒人们，天安门事件不可能被忘记。
北京作家戴晴也发表文章说，这两天在北京，大家都怀着11年前大搜捕那样的紧张的心情，关注着这本“六四真相”。当然，夹杂在紧张里的，更多的已经不是恐惧，而是兴奋和好奇。
担忧张良带出“绝密文件”将造成的后果
但是，吴稼祥和戴晴都对北京中央机关化名“张良”的干部所带出的“绝密文件”将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吴家祥认为，整个事情很复杂，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并不一定因此而受益。
吴稼祥说：“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不一定是改革派，非要发动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对改革派并不利。它只是给改革派一个道义上的支持。但从政治实利上来说，对改革派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改革派干这种事情，不是给人家一网打尽吗？泄漏了中共最高机密，你说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现在还说不好主谋是谁，什么人干的。不过，我绝不相信，现在在位子上的改革派领导了这个事情。”
戴晴也问道：把绝密文件偷运出境，在全世界以多种文字发表，除了让决策当局难堪一阵，紧张一阵，并再度拨款增加人员加大保密力度外，能推进它的决策性和与透明度吗？能促进它让权分利吗？曾经因为六四坐牢在秦城监狱关押一年多的戴晴，得出结论说，这个文件汇集，不会让台上的强硬派没脸，也不大会影响未来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只能给江泽民和李鹏加分，而“丁子霖名单上的受难者什么都得不到。”戴晴认为，这位把绝密文件带出来的“张良”，“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这样做”。
官方要尽量避免出现六四字眼
据报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都先后表态，抨击了西方新闻界发表这本《天安门文件》的书。他们都认为，六四已经过去，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对的。不过，北京作家“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认为，官方就是要尽量避免出现“六四”这样的字眼：
刘晓波说：“国内是不能说六四的。写文章谈到六四都用公开发表的文章，用官方的“北京的政治风波”、“六四风波之后”，其他方面就不能深入谈了。关于六四本身，即便是专门替官方辩护的文章，除了六四后的一两年，后来就基本就没有了。官方就是尽量不让出现‘六四’这个字眼，以便唤起人们的记忆。”
“六四”后曾经两度被捕入狱的刘晓波同戴晴一样，是如今留在北京而继续大胆发言的为数不多的异议人士之一。他认为，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是淡忘了六四这件事，但在人们的心中，肯定是过不去的。
刘晓波说：“因为这就是一场官方对于手无寸铁完全和平请愿的，而且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么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民主运动的镇压，肯定是毫无道理的。”
刘晓波说，正因为这种镇压没有道理，所以，不仅在中国国内遭到了谴责，而且在整个世界，也遭到了谴责。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局才把六四问题看成是“瘟疫”，才在内心充满了面对“六四”问题的恐惧。
转自(VOA海涛报导Jan. 11,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