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對有關新聞報道的統計，從10月下旬到11月14日才20來天時間里，大陸150個地區共發生了8150多起游行示威和請愿事件。同時，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党政机關部門發生了530多起集体罷工、請愿、赴京上訪事件。
然而這還不過是露出海面的冰山頂端罷了。
樹欲靜而風不止
“穩定壓倒一切” ，曾經是挂在某些領導人嘴上的口頭禪，据說那是反思文革10年動亂而結出的寶貴經驗果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果然不差。但就在有人反反复复像念經一樣念叨“穩定壓倒一切” ，以為肯定會靈驗如神因此國泰民安的時候，与“穩定” 恰恰相反的各种跡象也正在層出不窮。
飽經下崗失業等磨難的工人們“鬧事” 一直未斷，于今為烈。
11月4日下午，在吉林市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辦公大樓門前到染料厂之間約500米的大道上，約有500人舉行示威游行，阻塞了正常的交通。其原因是染料厂等數個工厂的十數個車間停產，工人被強迫下崗、買斷工齡，從此以后，工人和工厂就沒有任何關系，這樣的一個決定，工厂事先并沒有和工人商議，工人們反對這樣的決定，要求解決工人的生活問題和工作問題。
深圳市10月30日發生的士司机衝擊市政府事件，約300名的士司机，因不滿法院將要拍賣他們的的士牌，以償還公司所欠銀行的巨債，駕150輛的士到市政府門口抗議，并衝擊市府大門，當局調派大批武警戒備，雙方一度發生衝突。
去年9月，深圳市兩間的士公司招包的士，合同期5年。經雙方協商，最終以兩人合租1輛的士的方式承包，承包人合共交336000元，每月的租車費用則為2300百元。不料近半年后，的士公司因借下銀行巨款，150個的士牌被法院扣押，的士每月的租金都存入法院指定的銀行償債。最近司机們獲悉法院將拍賣150個的士牌。于是自10月27日開始，部分司机到法院要求停止拍賣，但不獲接納。
30日下午，300名司机來到市府門前，要求市政府出面解決，但市府官員并未接見他們，并調派數十名武警到場戒備。下午3時40分，司机開始衝擊市政府大門，武警排成人牆阻擋，雙方一度發生衝撞。至下午5時許，大批公安開始驅散圍觀的數千名市民，并調拖車過來欲拖走的士，但受到司机阻止。5時30分，數百名公安到場增援，并召來數輛大巴，聲言如再不將的士開走將會采取行動。其后，10多名代表獲准進入市府，与有關官員商談。的士司机最終亦駕的士和平散去。
至于干部集体罷工請愿上訪，似乎是本年頭一次出現的新生事物。
江蘇省、山東省、浙江省、安徽省、遼宁省都發生了局、處級干部抗拒“下崗”、 “精簡”、 “強制退休”而自殺的事件。有的干部質問：“這哪還有國法──憲法保護人的生存權、工作權！”
11月8日，山東省280多名被下令“精簡”的局、處級干部，占据了省委禮堂，搞了個控訴省委的會議，并派出20名代表，到省委書記吳官正辦公室，要求解決生活保障和工作權問題。代表們根据憲法和党的決議，責問：“憑哪一條，可以搞‘下崗’、 ‘精簡’、 ‘強制退休’！”
農民曾經在包產到戶中嘗到一些甜頭，如今早已風光不再。据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前3季經濟運行數字顯示，大陸農民的人均收入僅是城市居民的3成，城鄉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城鎮居民前3季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19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為8、4%，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僅為1500元，增幅僅為2、5%。而天高皇帝遠的農村，又正是苛捐雜稅繁榮滋長的沃土。
新華网合肥11月11日電，記者日前在安徽省蒙城縣農村采訪時了解到，一些鄉鎮干部和村干部趁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之机向農民收取所謂的“人口普查費”。蒙城縣許 鎮的村民，早在人口普查開始前就被迫交了每人１９．０２元的“五普費”，群眾叫苦不迭，怨聲載道，但至今沒人來退還這國家明文規定不該收的錢。
据許 鎮陳閣村村民反映，今年秋季收取農業稅時，村干部按人均１９．０２元的標准向每戶加收了“人口普查費”，且未出据任何收据和發票，只是簡單地打了個收條。村民們一提到收費的事，個個唉聲嘆气。一個姓王的農民愁眉苦臉地對記者說：“我家６口人，今年被村里收去了１１４．１２元的人口普查費，我要村干部給個明白的說法，或者拿個文件來看看，村干部說：‘什么都不要問，要問就問市委書記去！’”農民們還反映，村里在收人口普查費的同時，還向每戶收了１０元的門牌費，其實門牌都用了好多年了，以前也交過錢。一位家中有拖拉机的農民訴記者，他家今年還被迫交了４０元錢的農机稅，也沒給收据。農民們气憤地說：“不知道俺們還要繳多少不明不白的糊涂費。”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許 鎮不少村都向村民收取了“人口普查費”。
在農村，党政干部借農業產業結构調整，又炮制了許多新的土政策和稅收名目，去榨取農民。新華社11月9日的此《內參》、國務院辦公廳11月2日《簡報》均曾報道：湖南省竟把1本《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的小冊子查禁，收回了22000多本，揚言說：“這不符合今天的政策”。 各地農民因此回敬以請愿、示威游行、外流等等。 8月底，江西省風城縣有兩万多農民上街游行。農民襲擊了縣政府和當地官員。几百名武警向空中鳴槍，將示威中斷。游行示威的起因是一本小冊子“農民之友”被查封。“農民之友”上面列有北京規定農民繳納農業稅的最高額，但是地方政府向農民納稅時常常超出北京的標准。
湖北省監利縣一名基層干部含淚給北京寫信，反映監利農民的苦情。据說該縣有一個地方因為稅務負擔過重，18000名勞力中有15000被迫外出打工。一個民工說，他宁愿死在城里，也不愿呆在鄉下。這名干部最后在信中呼吁：農民們在受苦，農村很窮，我們的農業很危險！
廣東也有農民請愿。据新聞報道，因不滿當局征地補償方案以及查封出租房屋，數千名東莞市東城區火練村村民8月30號高舉“還我家園，還我生存權，官逼民反，打倒貪污”等橫額游行請愿，并包圍了進村查封租屋的50多名公安，部份情緒激動的村民還將6輛警車全部推翻毀損。村民們表示，當地政府近年來不斷在村內強行大面積征地，然后以高价格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為使村民就范，政府有關部門還于今年4月開始停辦“出租屋証”，卡斷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村民們終于忍無可忍，奮起反抗。
福建漳州南靖縣農民因不滿政府增加香蕉稅，11月15日，約1000多人到縣政府前示威抗議。他們打著橫幅，上寫“南靖人民站起來，團結抵制非法稅費！”“還權于民，縣長下台！”等。當局出動300名防暴公安阻止農民進入縣政府。在警民衝突中至少有5名農民被打成重傷送醫。前南靖縣農民正源源不絕赶來增援，南靖縣長也赶到現場。
南靖是香蕉之鄉，多數農民靠此為生。以往香蕉稅為每公斤0、12元人民幣，今年縣政府突然宣布稅收增加到每公斤0、2元。以往農民每畝收入在人民幣1000多元左右，稅收增加后，將使農民每畝多付稅收400元人民幣。加上去年南靖遭到特大台風襲擊，農民損失慘重。當局在災后不減稅反而加稅，農民強烈不滿。
圖窮匕首現
正在國外訪問的江澤民，面對國內后院起火的緊急情勢，下令：“要盡速處理好政局動蕩的問題，決不能等，決不能看，決不能慢，決不能讓，決不能掉以輕心！”
江核心以一連串五個“決不” ，顯示了他對“穩定” 的一貫關注，和斬釘截鐵的決心。同時也暴露出他的統治者立場。人民在他的心目中并非甚么國家主人，并沒有行使民主權利的自由，無權用哪怕是极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愿，而只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的被統治者。于是經他這位當今中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法眼一看，只配听話干活的被統治者居然用請愿、示威游行等方式提甚么條件要求，當然沒半點正當合理性，乃徹頭徹尾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亂，除了馬上、堅決、徹底、毫不留情地加以“處理” ，別無選擇，不必商量、猶豫。這“處理” 一詞很妙，它小至行政措施，大到軍隊鎮壓，包羅万象，并且有對事不對人的意味。即使碰著了活生生的人，它也是當作某件東西“處理” 的。如果在“處理” 過程中，滾滾向前的無產階級專政机器不幸碾傷甚至碾死了甚么人，那叫失誤，本意并不如此的，所以至多事后來個平反昭雪就盡夠意思。
前不久，江澤民還在內部講話時說：必須堅持党要管党，從嚴治党的方針，全面加強党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切實解決党內存在的各种問題。使共產党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不斷增加拒腐防變和抵御各种風險的能力，永葆生机和活力。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党也好，其前途和最終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此時的江核心顯然把“民心向背”丟到了九霄云外。 仿佛對江核心的思想動向有先見之明，北京市公安局巡察總隊11月上旬率先換上了全新進口最先進裝備，其裝備之精良，足以与任何國際防暴警察相媲美。目的是對付大規模突發性騷亂。
据星島日報11月9日報道，被譽為“机動堡壘”的進口防暴車，是該支防暴警隊最為引人注目的裝備之一。防暴車重4、5吨，具有235匹馬力，車体裝有一層甲板，車体兩側安裝有射擊孔，車頂部配備電子九連發催淚彈發射器，可以360度單發或連發催淚瓦斯彈，以使暴徒流淚不止、咳嗽而喪失破坏力。防暴車車輪胎具有防火、防腐和防刺性能，即使輪胎被尖利的刀、釘刺透，仍可行駛百公里以上的距离而不受影響。
報導說，新近配備的防暴服全部從法國進口，每套价值逾20000元人民幣，包括頭盔、抗擊打服、盾牌、警棍和鞋，總重量7、5公斤，具有防火、抗擊、輕便等特點，足以抵御暴徒磚頭、瓶子、棍棒等物的襲擊。防暴盾牌更是堅固無比，能承受達3吨的壓力。
新型防暴水炮車配備一支高壓水炮及多支水槍，噴射強大的高壓泡沫液，可將暴徒在瞬間擊倒在地，并在水流衝擊下難以站立。同時，水炮和水槍還可噴射一种在數天內難以洗掉的染身劑，以便警方事后追捕不法之徒。防暴隊還配備10多只凶悍威猛的德國牧羊犬，這些警犬在平時專門訓練扑咬等動作，對參与騷亂者具有极大的震懾力。
通訊指揮車是防暴隊的陣中靈魂。指揮車上裝備有攝錄影、通訊設備和照明燈光，可將騷亂現場瞬息万變的情況實現圖像、資料、話音三网合一，并通過衛星、微波、有線和無線等通訊途徑，將現場畫面及時傳輸到遠方的處置騷亂指揮中心，為指揮員的決策提供依据。
防暴隊還配備當今國際上最先進的對講系統，該系統由一部發射器及一個小巧的耳机組成，它將講話時耳鼓的振動變成信息，反射回指揮車，再轉變為語音。該裝置保証指揮官在喧囂的騷亂現場，向每一位隊員清晰地下達命令。
不過全國目前還只首都擁有如此裝備精良的防暴隊。“處理”全國問題還得另有手段。于是具体落實江核心指示的總理朱容基開出“六不准” 藥方 。
11月15日晚8時，國務院召開全國省市党政負責人緊急電話會議，朱熔基做了《必須牢牢把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工作放在首位》的講話。
朱熔基在緊急電話會議上強調：“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是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党中央的戰略方針、政策，是中央的決議和決策，是党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一再要求貫徹、執行好的首位工作。任何造成或引發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的情況，都是极其嚴重的失實和瀆職行為。”
朱熔基又警告說：“由于官僚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搞多中心論，在工作上偏离了党的方針政策、違背了党的方針政策，另搞一套，因而產生了新的矛盾，激化矛盾、改變矛盾的性質，造成社會混亂、政治不安的局面，嚴重干扰、損毀中央戰略部署，干扰、破坏當前形勢，造成了嚴峻的局面。”
朱熔基在緊急電話會議上下令：要人為地造成社會、政治動蕩的党政領導承擔瀆職責任，并宣布了六條：
(一)不准搞地方政策、小圈子政策來歪曲中央有關改革工作的方針、政策；(二)不准激化社會矛盾！制造引發新矛盾，把矛盾上交或引向中央；(三)不准濫用權力、行政命令，把合法的事變成非法、違法；(四)不准掩蓋本地區、本部門的問題、矛盾；(五)不准隱瞞、謊報地方工作、改革的進度、成績；(六)不准在處理非政治性游行示威請愿事件中，動用武力手段。
救人不如幫人自強
如果說江澤民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專為統治的“穩定” 著想，未及理會“鬧事” 者會不會有他“鬧” 的理由，因而對被統治者膽敢“鬧事” 大為光火，明顯動了殺机，那么，總理朱容基想到政局不穩的原因可能“由于官僚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多中心論，在工作上偏离了党的政策、違背了党的方針政策，另搞一套” ，并出台主要約束干部不軌行為的“六不准” ，則大有關鍵時刻“為民作主” 的膽識。所謂：歲寒知高洁，時窮節乃現，真有道理。不管平時如何標榜，設若在這种節骨眼上一反常態，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那可就露出狐狸尾巴了。
但朱容基的“六不准” 也就“為民作主”而已。代价是民眾奉他為新的“大救星” ，新的救世主，給他足夠的權威，以便管制遍布國中的大大小小欺民罔民之官，否則“六不准” 大有希望翻身解放為“六准許”。當然朱總理<國際歌>唱得很熟，他自己可能并不情愿當21世紀中國民眾的救世主。
即或總理真的成了當今中國的救世主吧，以他一人之孤軍奮斗，也未必能管住數以千万計，分布在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各种“公仆” 們。不如分權于民，讓同樣遍布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人民大眾真正享有選舉、罷免、監督自己領導人的權力。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在監督防范坏人坏事這方面，10來億人的眼力，莫說抵一個朱容基，千個百個万個大概也不在話下。
打個淺顯的比方，古時父母愛護子女，常從溺愛始，而以子女“不爭气” 、离不開父母終。現代人知道，這樣的溺愛，愛之适足以害之；它把子女拴在身邊，甚至可以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愛。現代人也愛儿女，做法卻相反，千方百計養成下一代自信自強自立的精神和能力，并把他們最終推向社會，面向世界。事實証明，現代人的選擇更為聰明，效果也更好。
而且不少事情是“六不准” 管不了的。比如，黑龍江大慶市第二建筑公司2000多名工人因兩年未獲發工資，將齊齊哈爾至哈爾濱的一段鐵路阻斷一小時，藉以向中央及省委反映欠薪情況。事件令一班列車受延誤，當局拘捕了5名工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員表示，因為公司高層管理經營不善，導致負債累累，連公司的汽車都被法院扣押，因此，從98年下半年起，全公司工人就沒有發過全薪，今年才發了3個月工資。許多工人靠舉債度日、欠下几万元債務，生活十分貧困。現在快到年尾，工人要籌錢過年，欠薪問題仍未解決，所以工人唯有示威陳請，希望中央和省委知道工人的困境。
工人打出“我們要吃飯”的橫幅到鐵路攔截火車，大慶市派出大批警力到現場驅赶，其間雙方發生推撞，警方帶走了几名工人，但工人仍不肯离開鐵路。經大慶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員到鐵路上与工人對話後，事件才告平息。
博訊新聞報道，11月27日，深圳市寶安區友利電器厂發生全厂12000名員工大罷工。原因是厂方隨意減少加班費，并且長時間要求每天工作12小時。直接導火線則是日方管工毆打工人，引發全厂工人的公憤。
該厂是一家日資企業，主要為美國UNIDEN電話公司生產無繩電話的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個月只有一天的休息，平均每小時的工資還不到二元人民幣。而目前到了年底工厂的訂單減少，工厂需要載員，就減少工人工資的支出，通過減薪的方法，迫使一些工人被迫离開工厂，工厂工人對此長期不滿，并且在今年的4月和8月曾經有部份工人進行了小規模的罷工。
本次罷工是由于修理部的工人不愿意在無加班費的情況下加班，消极怠工，引起日方管理的不滿，發生爭執，被日方管理毆打。罷工從星期六晚上開始，當時僅局限于修理部。下班以后，工人們相互轉告，日方管理毆打工人的消息傳遍全厂，引起工人的公憤，并自動的形成了一個罷工領導小組。經過討論，向厂方提出了建立工會，增加工資，改善工人伙食、住宿條件以及處罰毆打工人的日籍管工等要求。厂方置之不理，并威脅解雇參加罷工的工人，在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工人決定星期一全厂大罷工。
星期一早上工人開始罷工，并由5名工人代表去寶安區勞動局提出工人的要求，指出工厂許多違反勞動法的行為。比如，勞動法要求每月加班時間不超過36個小時，但是這家工厂每個月的加班時間都超過120小時，工人每月工作時間長達340個小時以上，并且工厂沒有給工人簽定勞動合同。罷工工人同時還通知了香港的傳媒。到了下午，事態進一步擴大后，勞動局的官員才來調解。被日方管理毆打的工人得到了部份經濟賠償，厂方答應适當增加工人的加班工資。
這些事關工人權益的事情，与官僚主義、無政府主義、多中心論都扯不上關系，但是處置不當，同樣能夠引起威脅社會乃至政治“穩定” 的紛爭和衝突。作為解決之道，“六不准” 顯然行不通。不如加強有關的保障一般民眾權益的立法，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并且提供充足的司法援助、建立工會等等，幫助民眾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轉自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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