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卒隨筆(二)

【連載】89前夕吳稼祥任職中央書記處時的日記: 在廣東調查(下)和初涉政治体制改革

吳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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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廣東調查(下)和初涉政治体制改革

1、一個未遂的心愿(4月8日,廣州珠島賓館10號樓)

已是深夜23點15分,身体又不适,其他事另記,先記晚間在中國大酒店的一些印象。

中國大酒店試圖以古色古香為特點,色調古暗典雅。一入大廳,是瀑布般垂挂的玻璃吊燈,宛如水流直下,驟然冰結。侍者躬身相迎,頗有禮節,但看上去生硬做作。

餐廳在三樓。中方總經理和外籍總經理候于門前。入小餐廳,飲“妃子笑”美酒,有鹿筋、海蝦、粟米香芋露等佳肴。有三男兩女忙來跑去。男女侍者衣著華美,整洁服貼,革履絲領。倒顯得我們這一班党政干部十分寒酸。這大概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某些方面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比如高級賓館;而社會的絕大部分不可能在短期內提高那么快,于是,便出現了种种反差极大的奇怪現象:彬彬有禮的服務者,動作唐突的被服務者;衣飾考究的服務者,冠帶不整而拖沓的被服務者;服務者落落大方,教養有素,被服務者舉止失措,局促不安。人們應當了解,金錢和權力不等于教養。

有一件小小的趣事。在大酒店上廁所,有一侍者在。剛要方便,他態度生硬地提醒我站近些。事畢,他揮手讓我出去,我表示要洗手,他不耐煩地只給我一張擦手紙。我既不象富翁,也不象權貴,他一定以為我是來蹭方便的。

飯后參觀酒店的元首客房、西餐廳、健身中心、舞廳和康樂球場,還有花園、网球場和游泳池。可以說极備人間豪華,我不敢相信人類怎么享受得起。我不禁想哀嘆人間的不平。只要人類有一個健全的制度,确保第一流的人材位极尊榮,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擔心,有些平庸之輩竊据要位,享盡榮華,但也干盡蠢事。我還想,如果讓我一生貧寒而年邁的父親在此享受一夜,我也平生無憾了。(注1)

2、隨從的待遇(4月9日,陰,珠島賓館10號樓)

(1)三次下榻,三种待遇

又听見鳥鳴,又听見蛙聲,又是這芬芳的空气,蔥郁的樹木,沁人的清晨……

三次來廣州,都住在省委机關,卻是三個不同的地方。第一次住在東湖西邊的招待所,尚可,有衛生間,但四壁空空,是下等的客房。那是1983年;第二次住在東湖東邊的招待所,更是寒傖,一盞25瓦的電燈,一張沒有人寫過字的裂了縫的桌子,塵土很厚,窗戶有關不嚴的可以伸出五指的縫隙,正值85年初冬,夜間很冷,不敢通過長長的走廊,到另一頭去上廁所。當時的一個傍晚,晚霞升起,夕陽西沉,東山湖一片橙色的暮靄,大榕樹探身湖中,倒影清森。不遠處有長虹般的橋,伸向西邊一帶美麗的地方,那儿有叢叢翠竹,幽暗的樹林,有翹起的飛檐,白色的牆壁,宛如一片仙境,使我著迷。我匆忙走到橋頭,想游一游“仙境”,被一名士兵攔住。好說歹說,還掏出工作証,証明我這樣一名中宣部的大員,絕不會謀害什么人,他才放我到橋上走了走,但絕不許踏入“禁地”。

而如今,我就置身在這片“仙境”里,有繽紛的落花,姑娘們?滲瑭y,如鼓的蛙鳴,片片碧水,有綠草垂池……是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或許,我的身份突然高貴起來?都不是,只是當了一個貴人的隨從。

(2)初探“怠工症”

今天開了兩個座談會,上午是省委宣傳部的三個部長來談,亂無頭緒,談不出什么思想。有些有趣的情況。他們抱怨現在有些政策互相打架。又要出版、文化部門以社會效益為重,又要它們上繳稅利。其結果,自然是紛紛關門倒閉。你要它們以社會效益為重,你就不能要它們的錢,還要相應的投資;你不能既要馬儿跑,又要馬儿不吃草。

還有一件事,充分說明我們的面子主義。最近在香港舉辦中國書展,廣東省把所有參展的圖書都重新裝幀一遍,重新排版,重新印刷,所有的書都是特制的。人們把這叫做“人民幣展覽”,因為每种書都花去好几万元。結果,從印刷、裝幀到紙張,還是比人家差得遠。自己的讀者可以虧待,但絕不可虧待了外國人的眼睛。

不僅面子主義盛行,重名主義也很盛行。不管你是什么東西,只要有了好听的“名”,什么長,什么主任,什么研究生,你頓時身价百倍。而你的真實品德,你的才華和實際才能,又有誰賞識?以品德聞名于世的,也必須得到什么官儿的認可。他們談到一個作家,已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但由于只讀過初中,現在必須去補習高中文化課,不然就不承認他是知識分子,一切待遇都成問題。重名主義使能干的人不在其位,消极怠工。所以,它是一种嚴重的“中國病”--“怠工症”的根源之一。重名主義還使名位貶值,導致職稱和職位的“通貨膨脹”。

(3)干扰香港電視

座談快結束時,周杰同志問他們對干扰香港電視的看法。對此,我們沿途所到之處的干部群眾都有強烈的不滿反應。1983年之前,有一段時間當局對看香港電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83年反精神污染,當局命令百姓全部拆除收看香港電視的魚骨天線。結果,白天天線不見了,夜里又蘑菇一樣地從屋頂上長出來。沒有辦法,只好對香港電視台信號進行干扰,弄得國內電視也看不清楚,搞得怨聲載道,只好暫時作罷。事情鬧大了,就好解決。這种“過正”才能“矯枉”現象,成了中國的一种极端糾錯机制。不少基層干部也學會了。不管上面的決定是否正确,只要不合自己利益,要么頂著不辦,要么就順著你的決定把事情辦得一團糟,讓你自己撤銷原來的決定。這也是“中國病”之一。

3、航班趣遇(4月10日,多云,廣州至北京)

(1)自己買東西,國家付運費

說不上喜歡廣州,真要告別了,也要些難舍。上午近11時驅車去机場,准備乘中午12:45的飛机飛往北京。托運行李時,超重30公斤,要我去付超重費45元。這30公斤,恰好等于我們買的香蕉、廣柑的重量。在廣東買這些水果,每斤便宜約4毛錢,共便宜24元,但國家卻不得不為我們多付45元超重費。從社會效益看,這事干不得;但從我們自己的利益看,這事要多干。

(2)一動不動的指南針

站在安全檢查口的一班穿制服的男女,儼然凶神惡煞,驅赶著我們這群小鬼。

“別抽煙了!”

“掏出鑰匙!”

“你怎么搞的!”

每聲斥責,都會引起一陣慌亂。好不容易逃到飛机上,可敬的航空小姐宛如討債女郎,臉上毫無表情。我真想用指頭捅捅她的臉,看是否蜡做的。

“你怎么不進去?”一個尖銳的聲音刺過來。

我赶緊放好包坐到座位上。送茶水了,輪到我的是一只漏水的杯子。送禮物了,每人一只三用鑰匙環,有小溫度計,還有小指南針。我的指南針總是指向西--它一動不動。我的同伴、周杰的秘書老梁勸我去找空姐換一只。空姐給我出了個好主意:“這是工厂生產的,你找工厂去吧!”態度還算和藹,沒低于淑女的標准。我也盡量表現出紳士風度:“好的,我再買一張飛机票,到工厂找他們去!”

飛机開始下降,耳膜不好受,盼著快點發塊糖果嚼嚼。 !真來了,我伸長脖子巴望著。可惜,恰好發到我前面三排時,小姐轉身走了。她有什么急事要辦?身体有恙?飛机著陸,我走下懸梯時,才發現她安然無恙地站在那里。

驅車進城時,我發現公路兩旁的樹木已經枝葉繁茂,千万條柳枝在春風中牽弋,還有淡黃的迎春花,粉紅的榆葉梅。我輕輕打開車窗,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來,使我非常愉快。才短短的半個月,我走時,樹枝尚未吐綠,如今已春意盎然。

4、騙子問題(4月15日,寒風仍在肆虐,春花在瑟瑟發抖)

晚飯后散步,進玉(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和我們討論社會中的騙子問題。中辦要發一個處理騙子問題的通報,想分析一下產生騙子問題的原因。我認為產生騙子的原因在所有制和官僚体制,以及由此產生的重名主義。這是一個騙子得其所哉的社會,几乎所有人都在用不同手法欺騙。下級官僚利用職權向上級官僚行騙。

我們社會最可怕的還不是騙錢騙物的人,而是騙權的人。其實,只要有耐心,權力是當前最好騙的東西,既不要真才實學,又不要道德廉恥。我原來所在的中央宣傳部理論局有個副局長,就擅長點騙權術,可惜不夠高明。溫元凱要想請理論局鄭某向中宣部長朱厚澤轉達問候,并要找朱談一次。那位副局長听到匯報,截留這信息,自己去找朱,還不讓鄭某參加。童大林要鄭某向朱厚澤建議召開“雙百方針”30周年大會,童是鄭的朋友。副局長听說,又將此變成自己的關系,直接去找朱,絕口不提他人。他想騙取的就是上級的欣賞和信任。

5、万府門前綺思(4月16日,日麗風暖,春光無限)

中午隨孟曉蘇上他的辦公室談事。孟是万里的秘書,辦公室在万里的院子里,院子在中海的西側,与陳云家的院子相鄰。我乘他取材料的時候,打量了一下這座院落。有長長的回廊,數進院子,一式畫棟雕梁的王府式建筑。靜謐而安詳。孟的辦公室前有一株花事极盛的海棠樹,是有名的西府海棠,粉白色花,團團簇簇,很少有縫隙。許多小蜜蜂异常忙碌,上下翻飛,在花蕊上陶醉輕薄。怪不得深閨中怀春的少女面對春花會頓生惆悵,會有無名的憂愁。在這樣芬芳的時節,面對如此飄溢著春情的海棠,你總要停下匆忙的腳步,總要發出長長的嘆息,你想得到又想付出很多東西。你想寫詩,想動情,想收到几張署有芳名的錦箋,想約
會,想寫一封辭藻華美的信給什么人……總之,你想愛与被愛。如果此時,你什么也得不到,沒有人給你寫信,也沒有人讀你的信,那心情……想想林黛玉吧,想想“藏在深閨人不識”的玉人吧。當然,如果象万里這樣的人突然賦閑,獨對西府海棠,那晚景,怎堪与外人道?所以,象他這樣的人,人生中的重中之重,當然是保權……呵,曉蘇來了。

6、耀邦的憤怒(4月17日,晴)

耀邦同志看到一份材料,是《北美日報》刊登的一位記者的報道,說北京旅游公司“一日五游”騙人,把旅客拉著轉一圈,帶到肮臟的小飯館吃飯,司机与該飯館有默契,多拉客,有回扣;而且多拉一個人坐直升飛机,司机可回扣兩毛錢。于是,司机想盡辦法勸游客坐飛机……耀邦看完大怒,奮筆寫道:“查查此事是否屬實。為什么有些情況,我們自己的党組織就反映不上來,要靠記者,甚至要靠外國記者?這种日子如何過得下去?請注意,我們的辦法不多,行動上的一般化,來自思想認識上的一般化。党的干部不要再象和尚那樣,上上下下,只會念‘阿彌陀佛’!”從這里,本來可以引出某些結論,比如,給中國的新聞以适當的自由,加強信息反饋,嚴格監督干部等等,可惜沒有。

7、考慮政治体制改革(4月18日,陰,傍晚有雷電,零星小雨)

(1)政治改革是戰略布局

上午進玉讓我考慮一下政治改革問題。十三大有可能將此作為一個主題。(注2)他讓我看《中共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草稿,文件一開始就提到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是我國的戰略布局。這個文件將在今年九月至十月間的中央全會上通過(雖然如此,文件上已經寫上了“一致通過”的字樣,不可能不一致通過,這是無產階級政治的特點)。但進玉說,文件定稿時,會不會還保留這樣的提法,很難說。不過,我們應當早作准備,先搞點材料。近几年我們在政治改革上做了些什么,蘇聯東歐國家情況如何,西方國家的一些情況,我們的一些設想,等等。他說,經濟改革國務院那邊研究得比較多,我們很難超過他們
。研究政治改革可能是我們的优勢。過了五月節,就搞一個政治研究小組。

(2)前警衛局長的國罵

午餐桌上,退下來的警衛局局長問我們看今天的人民日報沒有,上面有白紀年寫的一篇文章《清除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遺毒》。看來,他很反感,又不明說。他又十分憤慨地提到人民日報“大地”副刊,說竟然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封建主義的東西相當多。

“他媽的個混蛋,”他罵道,“發表這樣的文章的編輯應當撤職!”

我知道他說的是哪一篇文章,那是上海雜文家馮英子寫的,對首長一出動,就前呼后擁,戒備森嚴,讓百姓回避的做法提出批評。

“連起碼的事實都不顧,北京地區從82年以來,就沒有搞什么戒嚴了!”他嚷道。

作為前警衛局長,他的憤怒可以理解。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層,他除了關注自己的處境之外,怎么就不多想一想呢?我愈來愈感到,不少在首長身邊工作的人員,除了無條件服從和使人感到有條件的舒服之外,看不出有更多的長處。而這些人,智力比別人低,權力比別人大,這就危險。他們經常隨心所欲地辱罵那些天才的作家、藝術家、理論家和記者,批評他們的作品。他們根本不了解這些精神生產的精微和偉大,細致和复雜。批評是粗暴的,還沒有達到理性的最低要求。而他們的批評卻往往影響首長的態度和決策。在目前,批評人,特別是批評有進步思想的人,不會給他們帶來多大坏處,還可以表現自己的立場堅定。所以,批評別人成了一种時髦。

9、疲憊的胡啟立和附和的王兆國(4月21日)

下午約3時,啟立、兆國召集書記處辦公室人員開會,討論啟立的五一講話稿。全總的兩個起草人也出席。我們上午已討論過,由進玉談了修改意見。

看上去,胡啟立相當疲憊,昨天剛從上海回京。兩眼微紅,很少專注地看人。一忽儿埋著頭,托著額,似在瞌睡;一忽儿頭枕著椅背,兩眼斜視天花板。這种作風与傳說中的周恩來的作風不同。周無論在什么場合出現,總是神采奕奕,不露倦容(雖然他很累),而且總是專注地听別人講話,眼睛深邃地看著講話的人。我想,作為一個領導人,在工作的時候,特別是在面對下級時,任何時候都不能顯出漫不經心,甚至疲憊不堪的樣子。

啟立就講話稿談了几點意見。談了我們党几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從這條道路中引申出來的几點認識,要改革,要開放,馬克思理論要發展……都是對的,有些有用的思想。但缺乏新意新話,尤其是看不出自己的個性。如果与五一講話聯系起來,則更是文不對題,几乎對講話起草人沒有實際的啟示。接著,他對講話稿文字与措辭提了几點意見。問題不是提得過大,就是過小,使人不得要領。

討論過程中,王兆國也有些插話,大多是附和啟立的話,也沒有听到精彩的論述和明晰的條理。

我一直到今天都還不太明白,是什么机制把他們推到了現在的位置上。我感到擔憂。一是為中國改革前途擔憂;二是為他們自己的前途擔憂。如果改革要有前途,這些人就可能沒有前途。唯一重要的,就是看他們能否有效地集中專家和思想庫的思想。

(原載《中國之春》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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