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广东调查（下）和初涉政治体制改革
1、一个未遂的心愿（4月8日，广州珠岛宾馆10号楼）
已是深夜23点15分，身体又不适，其他事另记，先记晚间在中国大酒店的一些印象。
中国大酒店试图以古色古香为特点，色调古暗典雅。一入大厅，是瀑布般垂挂的玻璃吊灯，宛如水流直下，骤然冰结。侍者躬身相迎，颇有礼节，但看上去生硬做作。
餐厅在三楼。中方总经理和外籍总经理候于门前。入小餐厅，饮“妃子笑”美酒，有鹿筋、海虾、粟米香芋露等佳肴。有三男两女忙来跑去。男女侍者衣着华美，整洁服贴，革履丝领。倒显得我们这一班党政干部十分寒酸。这大概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某些方面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比如高级宾馆；而社会的绝大部分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那么快，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反差极大的奇怪现象：彬彬有礼的服务者，动作唐突的被服务者；衣饰考究的服务者，冠带不整而拖沓的被服务者；服务者落落大方，教养有素，被服务者举止失措，局促不安。人们应当了解，金钱和权力不等于教养。
有一件小小的趣事。在大酒店上厕所，有一侍者在。刚要方便，他态度生硬地提醒我站近些。事毕，他挥手让我出去，我表示要洗手，他不耐烦地只给我一张擦手纸。我既不象富翁，也不象权贵，他一定以为我是来蹭方便的。
饭后参观酒店的元首客房、西餐厅、健身中心、舞厅和康乐球场，还有花园、网球场和游泳池。可以说极备人间豪华，我不敢相信人类怎么享受得起。我不禁想哀叹人间的不平。只要人类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确保第一流的人材位极尊荣，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担心，有些平庸之辈窃据要位，享尽荣华，但也干尽蠢事。我还想，如果让我一生贫寒而年迈的父亲在此享受一夜，我也平生无憾了。（注1）
2、随从的待遇（4月9日，阴，珠岛宾馆10号楼）
（1）三次下榻，三种待遇
又听见鸟鸣，又听见蛙声，又是这芬芳的空气，葱郁的树木，沁人的清晨……
三次来广州，都住在省委机关，却是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次住在东湖西边的招待所，尚可，有卫生间，但四壁空空，是下等的客房。那是1983年；第二次住在东湖东边的招待所，更是寒伧，一盏25瓦的电灯，一张没有人写过字的裂了缝的桌子，尘土很厚，窗户有关不严的可以伸出五指的缝隙，正值85年初冬，夜间很冷，不敢通过长长的走廊，到另一头去上厕所。当时的一个傍晚，晚霞升起，夕阳西沉，东山湖一片橙色的暮霭，大榕树探身湖中，倒影清森。不远处有长虹般的桥，伸向西边一带美丽的地方，那儿有丛丛翠竹，幽暗的树林，有翘起的飞檐，白色的墙壁，宛如一片仙境，使我着迷。我匆忙走到桥头，想游一游“仙境”，被一名士兵拦住。好说歹说，还掏出工作证，证明我这样一名中宣部的大员，绝不会谋害什么人，他才放我到桥上走了走，但绝不许踏入“禁地”。
而如今，我就置身在这片“仙境”里，有缤纷的落花，姑娘们?渗瑭y，如鼓的蛙鸣，片片碧水，有绿草垂池……是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我的身份突然高贵起来？都不是，只是当了一个贵人的随从。
（2）初探“怠工症”
今天开了两个座谈会，上午是省委宣传部的三个部长来谈，乱无头绪，谈不出什么思想。有些有趣的情况。他们抱怨现在有些政策互相打架。又要出版、文化部门以社会效益为重，又要它们上缴税利。其结果，自然是纷纷关门倒闭。你要它们以社会效益为重，你就不能要它们的钱，还要相应的投资；你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还有一件事，充分说明我们的面子主义。最近在香港举办中国书展，广东省把所有参展的图书都重新装帧一遍，重新排版，重新印刷，所有的书都是特制的。人们把这叫做“人民币展览”，因为每种书都花去好几万元。结果，从印刷、装帧到纸张，还是比人家差得远。自己的读者可以亏待，但绝不可亏待了外国人的眼睛。
不仅面子主义盛行，重名主义也很盛行。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了好听的“名”，什么长，什么主任，什么研究生，你顿时身价百倍。而你的真实品德，你的才华和实际才能，又有谁赏识？以品德闻名于世的，也必须得到什么官儿的认可。他们谈到一个作家，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由于只读过初中，现在必须去补习高中文化课，不然就不承认他是知识分子，一切待遇都成问题。重名主义使能干的人不在其位，消极怠工。所以，它是一种严重的“中国病”－－“怠工症”的根源之一。重名主义还使名位贬值，导致职称和职位的“通货膨胀”。
（3）干扰香港电视
座谈快结束时，周杰同志问他们对干扰香港电视的看法。对此，我们沿途所到之处的干部群众都有强烈的不满反应。1983年之前，有一段时间当局对看香港电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83年反精神污染，当局命令百姓全部拆除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结果，白天天线不见了，夜里又蘑菇一样地从屋顶上长出来。没有办法，只好对香港电视台信号进行干扰，弄得国内电视也看不清楚，搞得怨声载道，只好暂时作罢。事情闹大了，就好解决。这种“过正”才能“矫枉”现象，成了中国的一种极端纠错机制。不少基层干部也学会了。不管上面的决定是否正确，只要不合自己利益，要么顶着不办，要么就顺着你的决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让你自己撤销原来的决定。这也是“中国病”之一。
3、航班趣遇（4月10日，多云，广州至北京）
（1）自己买东西，国家付运费
说不上喜欢广州，真要告别了，也要些难舍。上午近11时驱车去机场，准备乘中午12：45的飞机飞往北京。托运行李时，超重30公斤，要我去付超重费45元。这30公斤，恰好等于我们买的香蕉、广柑的重量。在广东买这些水果，每斤便宜约4毛钱，共便宜24元，但国家却不得不为我们多付45元超重费。从社会效益看，这事干不得；但从我们自己的利益看，这事要多干。
（2）一动不动的指南针
站在安全检查口的一班穿制服的男女，俨然凶神恶煞，驱赶着我们这群小鬼。
“别抽烟了！”
“掏出钥匙！”
“你怎么搞的！”
每声斥责，都会引起一阵慌乱。好不容易逃到飞机上，可敬的航空小姐宛如讨债女郎，脸上毫无表情。我真想用指头捅捅她的脸，看是否蜡做的。
“你怎么不进去？”一个尖锐的声音刺过来。
我赶紧放好包坐到座位上。送茶水了，轮到我的是一只漏水的杯子。送礼物了，每人一只三用钥匙环，有小温度计，还有小指南针。我的指南针总是指向西－－它一动不动。我的同伴、周杰的秘书老梁劝我去找空姐换一只。空姐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这是工厂生产的，你找工厂去吧！”态度还算和蔼，没低于淑女的标准。我也尽量表现出绅士风度：“好的，我再买一张飞机票，到工厂找他们去！”
飞机开始下降，耳膜不好受，盼着快点发块糖果嚼嚼。 ！真来了，我伸长脖子巴望着。可惜，恰好发到我前面三排时，小姐转身走了。她有什么急事要办？身体有恙？飞机着陆，我走下悬梯时，才发现她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驱车进城时，我发现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枝叶繁茂，千万条柳枝在春风中牵弋，还有淡黄的迎春花，粉红的榆叶梅。我轻轻打开车窗，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使我非常愉快。才短短的半个月，我走时，树枝尚未吐绿，如今已春意盎然。
4、骗子问题（4月15日，寒风仍在肆虐，春花在瑟瑟发抖）
晚饭后散步，进玉（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和我们讨论社会中的骗子问题。中办要发一个处理骗子问题的通报，想分析一下产生骗子问题的原因。我认为产生骗子的原因在所有制和官僚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名主义。这是一个骗子得其所哉的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在用不同手法欺骗。下级官僚利用职权向上级官僚行骗。
我们社会最可怕的还不是骗钱骗物的人，而是骗权的人。其实，只要有耐心，权力是当前最好骗的东西，既不要真才实学，又不要道德廉耻。我原来所在的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有个副局长，就擅长点骗权术，可惜不够高明。温元凯要想请理论局郑某向中宣部长朱厚泽转达问候，并要找朱谈一次。那位副局长听到汇报，截留这信息，自己去找朱，还不让郑某参加。童大林要郑某向朱厚泽建议召开“双百方针”30周年大会，童是郑的朋友。副局长听说，又将此变成自己的关系，直接去找朱，绝口不提他人。他想骗取的就是上级的欣赏和信任。
5、万府门前绮思（4月16日，日丽风暖，春光无限）
中午随孟晓苏上他的办公室谈事。孟是万里的秘书，办公室在万里的院子里，院子在中海的西侧，与陈云家的院子相邻。我乘他取材料的时候，打量了一下这座院落。有长长的回廊，数进院子，一式画栋雕梁的王府式建筑。静谧而安详。孟的办公室前有一株花事极盛的海棠树，是有名的西府海棠，粉白色花，团团簇簇，很少有缝隙。许多小蜜蜂异常忙碌，上下翻飞，在花蕊上陶醉轻薄。怪不得深闺中怀春的少女面对春花会顿生惆怅，会有无名的忧愁。在这样芬芳的时节，面对如此飘溢着春情的海棠，你总要停下匆忙的脚步，总要发出长长的叹息，你想得到又想付出很多东西。你想写诗，想动情，想收到几张署有芳名的锦笺，想约
会，想写一封辞藻华美的信给什么人……总之，你想爱与被爱。如果此时，你什么也得不到，没有人给你写信，也没有人读你的信，那心情……想想林黛玉吧，想想“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玉人吧。当然，如果象万里这样的人突然赋闲，独对西府海棠，那晚景，怎堪与外人道？所以，象他这样的人，人生中的重中之重，当然是保权……呵，晓苏来了。
6、耀邦的愤怒（4月17日，晴）
耀邦同志看到一份材料，是《北美日报》刊登的一位记者的报道，说北京旅游公司“一日五游”骗人，把旅客拉着转一圈，带到肮脏的小饭馆吃饭，司机与该饭馆有默契，多拉客，有回扣；而且多拉一个人坐直升飞机，司机可回扣两毛钱。于是，司机想尽办法劝游客坐飞机……耀邦看完大怒，奋笔写道：“查查此事是否属实。为什么有些情况，我们自己的党组织就反映不上来，要靠记者，甚至要靠外国记者？这种日子如何过得下去？请注意，我们的办法不多，行动上的一般化，来自思想认识上的一般化。党的干部不要再象和尚那样，上上下下，只会念‘阿弥陀佛’！”从这里，本来可以引出某些结论，比如，给中国的新闻以适当的自由，加强信息反馈，严格监督干部等等，可惜没有。
7、考虑政治体制改革（4月18日，阴，傍晚有雷电，零星小雨）
（1）政治改革是战略布局
上午进玉让我考虑一下政治改革问题。十三大有可能将此作为一个主题。（注2）他让我看《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草稿，文件一开始就提到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是我国的战略布局。这个文件将在今年九月至十月间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虽然如此，文件上已经写上了“一致通过”的字样，不可能不一致通过，这是无产阶级政治的特点）。但进玉说，文件定稿时，会不会还保留这样的提法，很难说。不过，我们应当早作准备，先搞点材料。近几年我们在政治改革上做了些什么，苏联东欧国家情况如何，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我们的一些设想，等等。他说，经济改革国务院那边研究得比较多，我们很难超过他们
。研究政治改革可能是我们的优势。过了五月节，就搞一个政治研究小组。
（2）前警卫局长的国骂
午餐桌上，退下来的警卫局局长问我们看今天的人民日报没有，上面有白纪年写的一篇文章《清除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遗毒》。看来，他很反感，又不明说。他又十分愤慨地提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说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封建主义的东西相当多。
“他妈的个混蛋，”他骂道，“发表这样的文章的编辑应当撤职！”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一篇文章，那是上海杂文家冯英子写的，对首长一出动，就前呼后拥，戒备森严，让百姓回避的做法提出批评。
“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北京地区从82年以来，就没有搞什么戒严了！”他嚷道。
作为前警卫局长，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层，他除了关注自己的处境之外，怎么就不多想一想呢？我愈来愈感到，不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人员，除了无条件服从和使人感到有条件的舒服之外，看不出有更多的长处。而这些人，智力比别人低，权力比别人大，这就危险。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辱骂那些天才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和记者，批评他们的作品。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精神生产的精微和伟大，细致和复杂。批评是粗暴的，还没有达到理性的最低要求。而他们的批评却往往影响首长的态度和决策。在目前，批评人，特别是批评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坏处，还可以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所以，批评别人成了一种时髦。
9、疲惫的胡启立和附和的王兆国（4月21日）
下午约3时，启立、兆国召集书记处办公室人员开会，讨论启立的五一讲话稿。全总的两个起草人也出席。我们上午已讨论过，由进玉谈了修改意见。
看上去，胡启立相当疲惫，昨天刚从上海回京。两眼微红，很少专注地看人。一忽儿埋着头，托着额，似在瞌睡；一忽儿头枕着椅背，两眼斜视天花板。这种作风与传说中的周恩来的作风不同。周无论在什么场合出现，总是神采奕奕，不露倦容（虽然他很累），而且总是专注地听别人讲话，眼睛深邃地看着讲话的人。我想，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面对下级时，任何时候都不能显出漫不经心，甚至疲惫不堪的样子。
启立就讲话稿谈了几点意见。谈了我们党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从这条道路中引申出来的几点认识，要改革，要开放，马克思理论要发展……都是对的，有些有用的思想。但缺乏新意新话，尤其是看不出自己的个性。如果与五一讲话联系起来，则更是文不对题，几乎对讲话起草人没有实际的启示。接着，他对讲话稿文字与措辞提了几点意见。问题不是提得过大，就是过小，使人不得要领。
讨论过程中，王兆国也有些插话，大多是附和启立的话，也没有听到精彩的论述和明晰的条理。
我一直到今天都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机制把他们推到了现在的位置上。我感到担忧。一是为中国改革前途担忧；二是为他们自己的前途担忧。如果改革要有前途，这些人就可能没有前途。唯一重要的，就是看他们能否有效地集中专家和思想库的思想。
（原载《中国之春》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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