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26日評論文章：《為政治效用治史？》。
歷史人物的評价，這本來是史家行內的學術問題。但在日前的一篇文章中，論者卻認為中國應根据“統一海峽兩岸”的需要，而重新評定蔣介石。本文提出的思辯是，為政治目的而治史，到底好不好？
拜讀都人的《北京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1月18日本版），頗有感触，想作些補充。
首先應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重新檢討歷史，為近代史人物重新定位的做法，意義可說是積极的。倘若我們要以史為鑒，汲取歷史智慧，莫過于能冷靜客觀地認識史實。在世界各地，過去因為政治斗爭或內戰的關系，讓一些事實的真相隱蔽了，也讓一些歷史人物的評价失准。把治史工作做好，那是很應該的。
再者，要是事情一如都人所說，他的評論在去年發表之后，跡象便顯示北京逐漸為蔣介石恢复歷史名譽了，并可能會稱他為民族英雄。那么，也請讓本人豎起大拇指，為我們“評論一族”的巨大影響力而歡呼！
然而，眼下的中國是否有必要，或是否應該沿襲過去的作風，以當前政治需要來修訂歷史，給歷史人物定位？無論從主觀愿望或客觀成果來看，都未免令人有所保留。与此同時，要促進兩岸統一，是“歷史地位”的攻勢重要呢，還是民主与法治、肅貪倡廉、建設市場架构，拉近兩岸老百姓生活水平來得重要？從目前局勢看來，促進大三通，謀求雙贏互利的條件，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先不說題外話，就以強調民族主義作為治史觀點，便有許多方面是需要商榷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個中性名詞，是把雙刃劍，可向好的或坏的方面發展。對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民族是立國之本，民族主義能加強國民凝聚力，面對外侮時敵愾同仇。但在坏的方面，一個民族可以通過它的強大力量，欺壓其他民族，包括消滅其語言文化，19世紀歐洲列強向東方殖民的歷史，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例子。
“漢民族”主義
一直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漢民族”主義。無可否認，“漢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是發揮過作用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靠它。不過，自滿清的大業被推翻之后，中國便逐漸思考起本身的民族問題。民國之初，便有“五族共和”的說法。今天，中國許多開明學者更強調“中國不是個民族國家”。促進民族溝通的漢語不稱“國語”而叫“普通話”，便是深具敏感度的构想。
是的，屬于漢文化的民族大義或許有助于促進台海兩岸統一，但這一來，中國將如何協調國內的56個民族呢？或許你可以說，大部分的民族都“漢化”了。但事實上，仍然保留自己語言、文化、宗教的民族也是存在的。同時，中國也并沒有排除對台動武的可能性，以“漢民族”的民族大義出兵，對其他民族又會產生怎樣的“示范”效果呢？
另一种可能出現的情況，也是足以令人擔憂的，那就是海峽一方的民族情緒高漲，勢必激起另一方反作用的做法。當然，台語文化其實也是漢文化的一支，除非台灣采用某种山地語為國語，“文化獨立”的气候恐怕難以形成。但是局外人眼中的一些無聊事，有時是會在蒸汽鍋原理之下加速成長。事實上，蔣介石時代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便時時讓人提起，以壯台獨的聲勢。
歷史人物的功過
身處民族、宗教、文化多元的南洋地區，我們對此有很深的体會：和諧是靠互相了解、寬容、疏導而來。《北京》一文列舉蔣介石維護民族尊嚴，傲首寰宇的事跡，無疑讓我們体會到，這個歷史人物确有其可歌可泣的地方——只不過，封為戰神卻大可不必。
歸根結底，蔣介石的評价，是如何治史的問題。嚴肅的史家都對我們說，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需要全面評价的，最好是不拘泥于單一的意識形態。比如岳飛是歷代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在“階級斗爭”時代，卻有人認為他“曾經鎮壓農民起義”而“蒙上污點”，便讓人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如果為了政治需要而把歷史人物作“民族英雄”的定位，也很容易造成誤導，會把他的缺點掩蓋起來，甚至把當年錯誤的做法現也合理化。
說到“對民族的貢獻”是人物評价的重要准繩，那么評价毛澤東的治史工作就更加馬虎不得。統一中國（大部分），增長了中國人的志气，毛可說是功不可沒。然而發動文革，他卻把民族主義搞過了頭，造成國家与民族的巨大耗損。天天批斗帝修反，中國當時其實哪有這么多國際敵人？但我們可以想到，如果對毛澤東的治史工作都沒做好，那就遑論背了几十年黑鍋的蔣介石了。
最關鍵的一點是，為了政治需要而編造歷史，就學術而言是种极其惡劣的做法，也是前社會主義國家遭受最多惡評的地方。不符合當權潮流的人物，可以用噴筆剔除，讓他不能留痕青史，這种造史文化已飽受西方譏諷。歷史是可以涂來改去，可以“三突出”的嗎？
難怪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說：“我們學歷史的人不當著重歷史‘應當’如何的展開，最好先注重歷史‘何以’如是的展開。”在《近代中國的出路》中，黃仁宇便是以如此嚴謹的態度來評价蔣介石的。
此外，中國人的治史工作，其實還有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須要解決。要是蔣介石得到“平反”，那么抗日戰爭的歷史也是須要重新評訂的。抗戰主力是誰呢？高歌游擊隊的功勞，低貶當時國軍的貢獻，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對捐軀者的后裔來說也很不公平。
正气亭、捉蔣亭、兵諫亭
治史，其實也是對人民的一种交代。談到蔣介石，人們便不期然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想到驪山上為紀念這件事而立的亭子。詳情這里就不及細說了，蔣介石當時為逃兵變而躲到山頂的峽洞中，情形雖然有點狼狽，結果卻是國共合作，為共同抗日提供了條件，歷史意義是正面的。不過，亭子卻三易其名。
根据當地的旅游小書介紹，驪山上的亭子是1946年國民政府樹立的，取名為“民族复興亭”，同年又改名為“正气亭”。但在解放后，亭子卻更名為“捉蔣亭”；改革開放，1986年正式正名為“兵諫亭”。旅游小書含蓄地說：“名字的變更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歷史含義”。
同樣一個亭子，從“正气亭”到“捉蔣亭”到“兵諫亭”，其實也反映一個民族對歷史時時拿捏不定。更深層的省思是：為了政治效用，一時說一樣，老百姓要相信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