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控告李鵬行動再一次告訴我們，以法律方式追究反人道反人權的元凶以及幫凶，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可行的。不錯，在眼下，我們還很難、甚至于不可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實行公正的審判，但至少從現在起，我們就應該從事各种准備工作。我們要發動大家，拿起筆來，記下那些惡人惡事，記下他們的姓名、職務、單位，記下他們的罪惡行為，包括政治迫害，經濟腐敗，也包括欺男霸女，掠財劫物，以及縱惡行凶，草菅人命。我們應該記“變天帳”，我們也要“秋后算帳”。
記下帳來又怎么辦?有些現在就可以提出控告，可以在中國告，也可以在美國告；有些現在還暫時告不成，不妨收藏起來以待來日；有些可以印成傳單散發，還可以交給海外的報刊雜志网站電台公布發表。被告的姓名身分盡可能弄清楚(有照片更好)，罪惡事實盡可能具体确切(有些事實一時難以确証也沒有關系，將來我們一定會認真調查核實)。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些材料送進國內，廣為傳播，有的可以送交中共監察司法部門，送交被告本人及其所在單位。我們要借此昭示世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懲罰無疑是必需的，非如此不足以在人間樹立正義。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大力提倡寬恕，我們必須給別人提供改惡從善的机會，提供救贖的机會。這就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但要記下坏人干下的坏事，同時也要記下他們每一次改過行為，“做好事記一個紅點，做坏事記一個黑點”，鼓勵他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必須看到，專制統治者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龐大的嚴密的組織系統，脅迫眾多的人共同參与犯罪。這种做法會產生這樣的效果:由于置身于一個作為整体的鎮壓机器之中，參与者個人常常會表面上合情合理、實際上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每個個人自身是沒有什么選擇余地，因而也就沒有什么責任可言的。這就使得一些本來不算坏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況下充當專制者的幫凶；同時也使得那些坏人感到有恃無恐——在專制政權存在時，他們會受到政權的保護，在專制政權垮台后，他們又能以無名氏的身份躲過懲罰——于是便肆無忌憚，恣意妄為。
為了消除專制者利用群体犯罪所造成的效果，我們必須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把一個龐大的、籠統的犯罪群体還原為一個個單獨的、具体的犯罪者個人。正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机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
我們采取“記變天帳”的辦法，不僅把犯罪的責任明确到每個個人身上，同時也是向每一個參与者指出:即便是置身于整体的犯罪机器之中，你們每個個人依然是可以選擇、必須選擇、而且事實上總是在進行選擇的。勇敢的，可以公開站出來反對；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場。縱然是那些膽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极的態度去應付鎮壓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著”和“抓不著”之間選擇；對于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對待他們，也可以野蠻地折磨他們，如此等等。誰說你們不能選擇呢?
我們知道，在過去，不少東德人翻越柏林牆，遭到東德士兵的無情槍殺。德國人民采取了“記變天帳”的辦法，把那些槍殺最賣力的東德官兵姓名公諸于眾。到后來，許多東德官兵再見到有人翻越柏林牆時只是朝天鳴槍。“記變天帳”無疑會起到分化瓦解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對犯罪者构成巨大心理威懾的積极作用。可以相信，如果在整個專制机器中，有越來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极怠工的態度，那么，這部机器的力量就越來越弱了。
胡平
(200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