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身具有經濟价值，是一個早就被發現的真理。公有制企業制度否認了個人對其生產性人力資源的合法所有權。但是，它并沒有消滅“個人總是其人力資源天然的實際所有者和控制者”。這使公有制企業面臨一种內在的緊張。
公有制企業可以按照計划命令組合全部人力資源和非人力資源，從而免去了基于個人產權的市場交易体制的一切麻煩。但是，在法律上屬于國家和集体的人力資源，并不能直接听由公有制企業調動和指揮。
各种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動机在公有制企業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實際上決定著人力資產的實際供給水平。勞力、知識、學習能力、技能、責任心和創造性的實際供給水平，依然是由負載著這些資產的個人決定的。除非人力資源事實上的“主人”即個人樂意接受國家或集体的目標，公有制企業同樣不能自動地動員已經被“配置”在企業內的、在法律上“公有的”人力資源。
公有制企業像任何体制下的企業一樣無法回避激勵問題。事實上，由于資源的稀缺性不可能消失，由于國家間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整体競爭的壓力傳導，公有制企業其實從來沒有放棄過鼓勵個人增加人力資本供給的努力。只是，法權上不承認個人擁有生產性資源的公有制企業，在面對激勵問題時有一些特別的障礙。 那么,現實的公有制企業怎樣尋找制度性的替代，使得實際控制在個人手中的人力資源在公有制下得到發揮和利用呢? 目前,國家租金替代了市場体制下的利潤，并不能夠將怀有偉大或者卑微動机的個人在實際上控制其智力和能力的現實，完全逐出公有制經濟体系。因此,改革并重建個人所有權勢在必然。
公有制企業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國家租金最大化的目標從事生產性活動，是一個更為日常性的難題。因為這里涉及為數眾多在名義上“歸公”、但在事實上控制著自己人力資源的個人。經驗表明，人并不因為歸入公有制就自動為國家租金最大化而提供勞動、發明、學習、計量、監督和管理的努力。
在种种看來毫無穩定性和一致性的尋找替代性制度安排的過程中，公有制企業逐步收斂于通過建立生產(管理)國家租金的努力与分享國家租金之間的正的關系來激勵人力資源的供給。比如，管理公有制企業的行政等級制和“物質刺激”的勞動報酬制度，比較普遍地成為公有制企業的基本体制。這并不是偶然的。因為按照行政等級來分享國家租金的制度化，使得公有制企業可以用國家租金的分享權來刺激個人增加在公有制企業中的管理和勞動供給。
粗看起來，國家租金激勵与市場企業制度的激勵原則沒有什么不同，因為市場的企業合約的中心內容，無非也就是确立生產利潤的努力与分享利潤之間正的關系。當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把獲得利潤的權利授予對創造利潤作出貢獻的人時，公有制企業將分享國家租金的權利授予對創造國家租金作出貢獻的人。在前一個場合，個人之間競爭利潤，在后一個場合個人之間競爭國家租金。要是把國家租金概念改稱為“利潤”，要是國家租金的激勵強度与利潤体制的激勵強度相似，這兩种制度不就沒有什么實質上的不同了嗎？
公有制企業的國家租金体制与市場企業的利潤体制在激勵強度方面還有實質性區別。
第一， 由于個人在公有制企業下可以合法擁有的僅僅限于“生活資料”，所以個人可以合法分享的國家租金限額較低，与“無須封頂”的利潤激勵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 為了維持“生活資料”的分配屬性，國家租金大量以等級制實物福利的形式發放，允許個人占用、消費和享受，但不可交易和投資，這固然使得國家租金体制看起來比較平等和公平，但同時也削弱其激勵效果。
第三， 國家租金体制下個人可得的租金索取權很小，但可能獲得的租金控制權相比卻很大。這里，“國家租金控制權”是指由公有制代理人控制的對生產和分配國家租金的決策和指揮權力。這种租金索取權与控制權极不對稱的組合，事實上是以控制權來補償租金索取權的激勵不足，但是這樣的制度安排給公有制企業体制帶來濫用控制權的危險，從而有理由不被看作是正的激勵。
第四，國家租金索取權、特別是控制權總是按照在職在位的原則分配，這增加了競爭現職的激烈程度，但并不激勵人們顧及當前行為的長遠影響。對于那些可能對企業長遠產生影響的行為，國家租金向現職傾斜的分配原則常常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法權上否認個人擁有生產性資源產權的基礎上，公有制企業成為非市場合約性的組織；但是為了充分動員在事實上仍然屬于個人的人力資本，公有制企業用國家租金激勵机制來替代市場交易和利潤激勵体制。公有制企業是一座這樣的公寓，里面甚至沒有任何私人房間因為沒有一點空間被法權承認為是私人財產。因此，這里的全部資源都是公共過道，按照國家租金体制界定私人在事實上占用和收益的權利。國家租金体制實際的執行，決定了公共過道的面貌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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