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是一个早就被发现的真理。公有制企业制度否认了个人对其生产性人力资源的合法所有权。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个人总是其人力资源天然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这使公有制企业面临一种内在的紧张。
公有制企业可以按照计划命令组合全部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从而免去了基于个人产权的市场交易体制的一切麻烦。但是，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人力资源，并不能直接听由公有制企业调动和指挥。
各种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在公有制企业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实际上决定着人力资产的实际供给水平。劳力、知识、学习能力、技能、责任心和创造性的实际供给水平，依然是由负载着这些资产的个人决定的。除非人力资源事实上的“主人”即个人乐意接受国家或集体的目标，公有制企业同样不能自动地动员已经被“配置”在企业内的、在法律上“公有的”人力资源。
公有制企业像任何体制下的企业一样无法回避激励问题。事实上，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不可能消失，由于国家间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整体竞争的压力传导，公有制企业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鼓励个人增加人力资本供给的努力。只是，法权上不承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的公有制企业，在面对激励问题时有一些特别的障碍。 那么,现实的公有制企业怎样寻找制度性的替代，使得实际控制在个人手中的人力资源在公有制下得到发挥和利用呢? 目前,国家租金替代了市场体制下的利润，并不能够将怀有伟大或者卑微动机的个人在实际上控制其智力和能力的现实，完全逐出公有制经济体系。因此,改革并重建个人所有权势在必然。
公有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家租金最大化的目标从事生产性活动，是一个更为日常性的难题。因为这里涉及为数众多在名义上“归公”、但在事实上控制着自己人力资源的个人。经验表明，人并不因为归入公有制就自动为国家租金最大化而提供劳动、发明、学习、计量、监督和管理的努力。
在种种看来毫无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公有制企业逐步收敛于通过建立生产(管理)国家租金的努力与分享国家租金之间的正的关系来激励人力资源的供给。比如，管理公有制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和“物质刺激”的劳动报酬制度，比较普遍地成为公有制企业的基本体制。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按照行政等级来分享国家租金的制度化，使得公有制企业可以用国家租金的分享权来刺激个人增加在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和劳动供给。
粗看起来，国家租金激励与市场企业制度的激励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市场的企业合约的中心内容，无非也就是确立生产利润的努力与分享利润之间正的关系。当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把获得利润的权利授予对创造利润作出贡献的人时，公有制企业将分享国家租金的权利授予对创造国家租金作出贡献的人。在前一个场合，个人之间竞争利润，在后一个场合个人之间竞争国家租金。要是把国家租金概念改称为“利润”，要是国家租金的激励强度与利润体制的激励强度相似，这两种制度不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了吗？
公有制企业的国家租金体制与市场企业的利润体制在激励强度方面还有实质性区别。
第一， 由于个人在公有制企业下可以合法拥有的仅仅限于“生活资料”，所以个人可以合法分享的国家租金限额较低，与“无须封顶”的利润激励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 为了维持“生活资料”的分配属性，国家租金大量以等级制实物福利的形式发放，允许个人占用、消费和享受，但不可交易和投资，这固然使得国家租金体制看起来比较平等和公平，但同时也削弱其激励效果。
第三， 国家租金体制下个人可得的租金索取权很小，但可能获得的租金控制权相比却很大。这里，“国家租金控制权”是指由公有制代理人控制的对生产和分配国家租金的决策和指挥权力。这种租金索取权与控制权极不对称的组合，事实上是以控制权来补偿租金索取权的激励不足，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给公有制企业体制带来滥用控制权的危险，从而有理由不被看作是正的激励。
第四，国家租金索取权、特别是控制权总是按照在职在位的原则分配，这增加了竞争现职的激烈程度，但并不激励人们顾及当前行为的长远影响。对于那些可能对企业长远产生影响的行为，国家租金向现职倾斜的分配原则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法权上否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产权的基础上，公有制企业成为非市场合约性的组织；但是为了充分动员在事实上仍然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公有制企业用国家租金激励机制来替代市场交易和利润激励体制。公有制企业是一座这样的公寓，里面甚至没有任何私人房间因为没有一点空间被法权承认为是私人财产。因此，这里的全部资源都是公共过道，按照国家租金体制界定私人在事实上占用和收益的权利。国家租金体制实际的执行，决定了公共过道的面貌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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