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漢語作家高行健近日訪問香港、台灣，當地華文報紙大幅報導，一時成為新聞焦點之一。
兩地媒体的報導有個共同特點，基本都是從政治角度報導高行健之行。如果不知詳情的人，僅從媒体上了解高行健，會以為他得的是“和平獎”。
例如，在香港媒体上，什么特首董建華為什么不接見高行健，哪些官方人物沒出席高的演講會等等。高行健得的是文學獎，和董建華是否接見有什么關系？和文學搭不上界的董建華接見了又怎么樣？
在高行健訪問台灣時，更是如此──台灣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更是一窩蜂地報導高行健獲獎的政治意義，一面倒地尋找各种形容詞贊美大藝術家高行健，像進行一場造神運動。
按道理，首次獲得諾貝爾獎的漢語作家訪問台灣，媒体首先應該去采訪那些文學專門家，包括作家、文學評論家和當代文學教授等等，由他們闡釋、評价、介紹高行健獲獎作品到底藝術价值在哪里，引導讀者深入了解他的書的文學价值。
但在台灣媒体上，恰恰不是這樣，而是連篇累牘地報導高行健今天和台北市長馬英九見面，明天受到陳水扁接見。而高行健和這些官員見面，不僅只能談政治，而且其會見的政治意義也遠大于文化交流。成天喊文學要脫离政治的高行健如此熱衷會見各种政治人物，不能不給人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覺。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一個作家獲得了諾貝爾獎，專業化的媒体首先要做的是介紹他（她）的作品，采訪那些權威的文學評論家，對他的作品評頭論足，包括批評，導引讀者從文學角度理解和欣賞得獎者的作品。對于無法閱讀高行健作品中文原文的美國媒体，都費盡心机地挖出了几篇從文學角度評《靈山》的文章。
今天在中共當局蠻橫地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陸出版、中國文學評論界難以發出聲音的情況下，港台媒体以及評論界更有責任從文學角度介紹、評价高行健的作品。
但台灣媒体上，人們看到的是，在台北文化局龍局長應台（借用台灣表達法）“一、二”的吆喝下，文人騷客一起向諾貝爾桂冠叩拜。別說台灣的評論界，連文學博士的文化局長也毫無羞色地向媒体透露，直到領高行健去朝拜“陳總統”之前，她還沒看高行健的書，只是“昨晚臨時看了一下高行健的劇《八月雪》”。
台灣媒体中，只有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披露一些內情：高行健獲獎前曾六次訪台。該報引述高行健的作家朋友李昂的話說，去年高行健來台，為和當地文人交友拉關系，開出請客名單，打了20多個電話，結果只來了八個人。
這次高行健“衣錦還鄉”開宴會，“台灣重量級的文人”几乎傾巢出動，“來了70多人”，當年那20人名單中沒赴宴的几乎都來了，紛紛和高行健擁抱，似乎早就是摯友。《台北時報》說，“那种擁抱的熱情勁，在台灣作家之間是少見的。”
《台北時報》還引述高行健的另一個朋友馮翊綱的話說，八年前高行健來台灣辦畫展，借宿在他家里，結果畫几乎都沒賣出去，只好背回巴黎。而今天，在台灣媒体上，高行健成了收藏家垂青的成功的現代派畫家。
該報還引述出版高行健主要作品的“聯經出版”的統計說，《靈山》出版后五年中，賣了不到一千本，即全台灣平均一天也賣不出一本。兩年前，“聯經”把《靈山》列入處理品，五折減价，仍賣不出去。但在高行健獲獎后至今僅四個月，《靈山》賣出了12万本。
《台北時報》的報導感嘆說，這很大程度是由于台灣兩大中文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新聞炒作，組辦各种演講會造勢。高行健的消息几乎每天上兩大報頭版（這在美國媒体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頂多在藝術版出一兩條消息）。當然了，出版了高行健兩本小說的“聯經”出版社是《聯合報》旗下的企業，如此造勢，自有丰厚經濟利益的回報。
當一個社會的主流媒体熱衷于盲目諂媚名流的時候，那個社會怎么可能不是一個媚俗泛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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