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高行健近日访问香港、台湾，当地华文报纸大幅报导，一时成为新闻焦点之一。
两地媒体的报导有个共同特点，基本都是从政治角度报导高行健之行。如果不知详情的人，仅从媒体上了解高行健，会以为他得的是“和平奖”。
例如，在香港媒体上，什么特首董建华为什么不接见高行健，哪些官方人物没出席高的演讲会等等。高行健得的是文学奖，和董建华是否接见有什么关系？和文学搭不上界的董建华接见了又怎么样？
在高行健访问台湾时，更是如此──台湾两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更是一窝蜂地报导高行健获奖的政治意义，一面倒地寻找各种形容词赞美大艺术家高行健，像进行一场造神运动。
按道理，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家访问台湾，媒体首先应该去采访那些文学专门家，包括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当代文学教授等等，由他们阐释、评价、介绍高行健获奖作品到底艺术价值在哪里，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他的书的文学价值。
但在台湾媒体上，恰恰不是这样，而是连篇累牍地报导高行健今天和台北市长马英九见面，明天受到陈水扁接见。而高行健和这些官员见面，不仅只能谈政治，而且其会见的政治意义也远大于文化交流。成天喊文学要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如此热衷会见各种政治人物，不能不给人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专业化的媒体首先要做的是介绍他（她）的作品，采访那些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评头论足，包括批评，导引读者从文学角度理解和欣赏得奖者的作品。对于无法阅读高行健作品中文原文的美国媒体，都费尽心机地挖出了几篇从文学角度评《灵山》的文章。
今天在中共当局蛮横地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中国文学评论界难以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港台媒体以及评论界更有责任从文学角度介绍、评价高行健的作品。
但台湾媒体上，人们看到的是，在台北文化局龙局长应台（借用台湾表达法）“一、二”的吆喝下，文人骚客一起向诺贝尔桂冠叩拜。别说台湾的评论界，连文学博士的文化局长也毫无羞色地向媒体透露，直到领高行健去朝拜“陈总统”之前，她还没看高行健的书，只是“昨晚临时看了一下高行健的剧《八月雪》”。
台湾媒体中，只有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披露一些内情：高行健获奖前曾六次访台。该报引述高行健的作家朋友李昂的话说，去年高行健来台，为和当地文人交友拉关系，开出请客名单，打了20多个电话，结果只来了八个人。
这次高行健“衣锦还乡”开宴会，“台湾重量级的文人”几乎倾巢出动，“来了70多人”，当年那20人名单中没赴宴的几乎都来了，纷纷和高行健拥抱，似乎早就是挚友。《台北时报》说，“那种拥抱的热情劲，在台湾作家之间是少见的。”
《台北时报》还引述高行健的另一个朋友冯翊纲的话说，八年前高行健来台湾办画展，借宿在他家里，结果画几乎都没卖出去，只好背回巴黎。而今天，在台湾媒体上，高行健成了收藏家垂青的成功的现代派画家。
该报还引述出版高行健主要作品的“联经出版”的统计说，《灵山》出版后五年中，卖了不到一千本，即全台湾平均一天也卖不出一本。两年前，“联经”把《灵山》列入处理品，五折减价，仍卖不出去。但在高行健获奖后至今仅四个月，《灵山》卖出了12万本。
《台北时报》的报导感叹说，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台湾两大中文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新闻炒作，组办各种演讲会造势。高行健的消息几乎每天上两大报头版（这在美国媒体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顶多在艺术版出一两条消息）。当然了，出版了高行健两本小说的“联经”出版社是《联合报》旗下的企业，如此造势，自有丰厚经济利益的回报。
当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体热衷于盲目谄媚名流的时候，那个社会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媚俗泛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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