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訪港期間受到特區政府高層的冷待，成為了本港傳媒爭相報道的一個焦點。
高行健既然被北京中央政府視為不受歡迎人物，自然使到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對他的訪問感到左右為難。特區政府最后只派出民政事務局長林煥光低調出席高行健在中文大學的演講會，并表示歡迎高行健日后多來香港作文學交流，相信是不?陘@個可以接受的折衷辦法。
港府表現可以理解
我相信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會同意，高行健這次訪港与政治沒有什么關系。高行健本人也很明确表示，他不需要官方的禮待，因為作為作家，有觀眾讀者熱情的支持，已經是最好的待遇了，何況高行健更認為文學是超越政治的。
但是，為什么我們對這次事件心中好像還是感到不十分舒暢？陸鏗先生更大罵特首辦的人愚蠢無能；高行健也還不得不承認對這次訪問感到有點尷尬。
香港人對港府冷淡對待高行健訪問感到不滿，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一個顯然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港府厚此薄彼，對接待其他諾貝爾獲獎者（例如崔琦）或蕭邦國際鋼琴大賽金獎得主李云迪則隆重其事，在接待高行健卻因為怕開罪中央而畏首畏尾。
作為地方當局的特區政府不愿意開罪中央政府是很可以理解的。不過，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不少香港人大概也覺得，特區政府只要依法辦事，又何須對中央畏首畏尾？如果香港真是實行高度自治，特區政府在接待崔琦、李云迪和高行健的時候，又何必要厚此薄彼？
厚此薄彼當然惹人爭議。但如果文學真的歸文學、藝術學術真的是超越政治的話，我們為什么要要求政府高層禮待這些在政治范疇以外有杰出成就的人呢？說到底，人們有這樣的要求，其實正好反映出，在具体真實的處境下，政治和社會上各种各樣的活動，包括文學、學術、藝術等，還是有千絲万縷的關系的。
傳統上，國家的代表（不論是君主還是總統）都扮演吁一個重要的象徵角色，那就是對一些在社會上公認有特殊貢獻者授与公開和正式的承認。大家大概也留意到，去年十二月在斯德哥爾摩把文學獎頒給高行健的，正是瑞典的國王。
文學与政治千絲万縷
當然，我們也清楚明白，公道自在人心。國家承認不承認一些政治范疇以外的成就，并不能抹煞這些成就；但同時，擁有公眾或政治權威者的正式認可，卻一直以來在社會上是備受重視的。因此，政治還是偷偷的跑進了文學的門檻來。
政治如果只停留在不公開承認文學的地步，大概還只是令人覺得討厭，但政治卻是可以扼殺自由的一回事。正如高行健在「文學的理由」中說：「作家倘若想要贏得思想的自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訴諸言語的作家，如果長時間無言，也如同自殺。逃避自殺与封殺，還要發出自己個人的聲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
要有不封殺文學的政治環境
我們大概還可以加上一句：就是逃亡，政治還追吁你。因此，要真的文學歸于文學，便要有不迫文學自殺、不封殺文學的政治環境。作家能夠為保文學而逃亡，也要有路可逃；這些路（例如法國）也必須要有不封殺的政治環境才可以讓文學安身立命。
高行健認為香港是中國人社會中最有創作自由的地方。我們要想繼續維持這些自由，當然要知道，文學是歸于文學的。不過，我們也必須時時要警惕，只有充分保護文學歸文學的政治，香港才能夠繼續享受到高行健的劇作、小說和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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