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的破產法專家曹思源在接受《中國時報》記者采訪時放出高論，謂中國共產党必然改名“中國社會党”。其理由是，中國現階段的目標不是“消滅私有制”，而是搞“市場經濟”，要保護和放手發展私有經濟。而且江澤民也說，真正建成社會主義要經過几代，甚
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改名社會党，可以使執政党做事“名正言順”，使老百姓也放心大膽地奔前程。他還說，在過去的歷史中，中共“欠債”太多，如自己公開承認的，就有“文革”、反右等等，改名之后，就可以和這筆債務脫离干系。听了“曹破產”這些言論，筆
者除感嘆其在“抓大事”、“得要領”方面一如既往之外，不得不佩服他玩“破產”事業，已經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謂通過“更名”以“逃債”的思想火花，恐怕就是其玩“破產”的心得之一吧！
其實，根据100多年來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實踐歷史，江澤民的言論過于悲觀了。目前，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政治的執政党仍然很多，只是抱定“只有公有制才能實現社會公正”這一觀念、以“共產”為宗旨、并命名的已是鳳毛麟角。自“第二國際”以來，馬克思老人家
那個被稱為“修正主義”的子孫在歐洲廣為繁衍，并終于在二戰后結出碩果；經過半個世紀的磨煉，目前已經創造出一种成熟的社會形態。算算這一歷程，至多也不過就經歷了3、4代人而已。因此，只要人們放棄那种歷史已經証明不實際的理論空想，并且不要把“在全世
界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真正建成”的指標，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兩千年“平均”思想傳統、又有過去40年“大鍋飯”歷史的的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是很快的。只不過，這個“社會主義”是曹思源所說的那個“社會党”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党的社會主義罷了。
但是，它同樣是馬克思的子孫，并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效率和公平這一對矛盾的社會制度。
但是，以筆者之見，中共目前存在著三大問題，并非改名就能解決的。
其一，是領袖問題。政治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社會團体，不論是以利益目標還是以价值目標為追求宗旨的，都必需具備領袖、宗旨、成員三要素。對于宗教來說，就是佛、法、僧“三寶”；對政党來說，就是領袖、党章与党綱、党員。領袖是党的領導，同時
也是理想的的人格化身，對于一個党，有組織和示范效能。在從傳統型政党向現代型過渡的政党中，其作用類似于宗教領袖，個人的業績、威信、品德和作風，意義十分重大。而中共在建党70多年的歷史中，通過12次路線斗爭，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領袖，造成了現代
的信仰危机。這就等于一個基督教或佛教的教會，失去了耶穌和佛陀的維系，成了精神上的“沒頭的蒼蠅”。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需對党進行現代化改造。因為，在現代政党中，“法理型”權威取代“個人魅力型”權威后，其個人素質和形像已經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而
所謂“現代化改造”的起點，就是在領袖的產生方式上，真正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
其二，是党章与党綱問題。曹思源所說的“改名”問題，即屬于這一范疇。眾所周知，所謂政党，就是由操同一意見而作一致行動的人群所組織的團体。其中“意見”，就是体現在党章和党綱中，對世界前途、追求目標和行動戰略的認識。它是維系一個政党的超過領袖的榜
樣作用、紀律的規范作用的最重要因素。而目前，這卻是中共最不重視、下功夫最少的環節。在中共內部，不僅不能做到“意見”同一，就是党章、党綱与整体行動的目標──党的代表大會的文件，也顯然不是脫節的問題，而是基本背道而馳的問題。在這种情況下，要党員
“講學習”，只能是讓他們“講空話”；讓党員“講政治”只能是讓他們“講假話”。看上去轟轟烈烈的“三講”運動，只能是流于形式的“走過場”。唯一的功效，恐怕只能是令党員在人人自危中，順利推進机构精簡的計划。
其三，是党員問題。領袖的個人力量有限，党綱在地上行走靠的是党員的兩條腿。佛教教義中，把“僧”擺在与佛和法同等的位置，不僅因為它需要僧來傳教，使之世代傳揚，建立其人間統治，而且還因為每一個僧都映照著佛和法的形像。僧道敗坏，佛法的名譽必然敗坏，
其事業也必受挫折。這就是教會和政党經常要“清理門戶”、進行“整風”的原因，也是今日中共搞“三講”的目的所在。但是，正像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地，作為唯一的執政党，沒有政党競爭，光靠“紀律檢察”、“自我批評”或“輿論監督，是不可能根本上解決党
員的腐化傾向的。其中道理，就如澳大利亞的羚羊：當人們把虎、狼都滅掉以后，它們也漸漸退化，不能奔跑；而當人們重新引進其天敵后，它們的小腿又變得健壯起來。如今日俄羅斯共產党，既然入党并不意味著取得利益，它的戰斗力自然要胜于往日。同時也不存在精簡
机构的問題。
所以，目前中國的執政党要胜任現代化的領導責任，既不像曹思源說的那么簡單，也沒有江澤民想像的那么复雜。唯一的問題，是一個信心和選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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