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破产法专家曹思源在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放出高论，谓中国共产党必然改名“中国社会党”。其理由是，中国现阶段的目标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搞“市场经济”，要保护和放手发展私有经济。而且江泽民也说，真正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几代，甚
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改名社会党，可以使执政党做事“名正言顺”，使老百姓也放心大胆地奔前程。他还说，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共“欠债”太多，如自己公开承认的，就有“文革”、反右等等，改名之后，就可以和这笔债务脱离干系。听了“曹破产”这些言论，笔
者除感叹其在“抓大事”、“得要领”方面一如既往之外，不得不佩服他玩“破产”事业，已经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通过“更名”以“逃债”的思想火花，恐怕就是其玩“破产”的心得之一吧！
其实，根据100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实践历史，江泽民的言论过于悲观了。目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政治的执政党仍然很多，只是抱定“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社会公正”这一观念、以“共产”为宗旨、并命名的已是凤毛麟角。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老人家
那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子孙在欧洲广为繁衍，并终于在二战后结出硕果；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炼，目前已经创造出一种成熟的社会形态。算算这一历程，至多也不过就经历了3、4代人而已。因此，只要人们放弃那种历史已经证明不实际的理论空想，并且不要把“在全世
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真正建成”的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平均”思想传统、又有过去40年“大锅饭”历史的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是很快的。只不过，这个“社会主义”是曹思源所说的那个“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罢了。
但是，它同样是马克思的子孙，并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效率和公平这一对矛盾的社会制度。
但是，以笔者之见，中共目前存在着三大问题，并非改名就能解决的。
其一，是领袖问题。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不论是以利益目标还是以价值目标为追求宗旨的，都必需具备领袖、宗旨、成员三要素。对于宗教来说，就是佛、法、僧“三宝”；对政党来说，就是领袖、党章与党纲、党员。领袖是党的领导，同时
也是理想的的人格化身，对于一个党，有组织和示范效能。在从传统型政党向现代型过渡的政党中，其作用类似于宗教领袖，个人的业绩、威信、品德和作风，意义十分重大。而中共在建党70多年的历史中，通过12次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领袖，造成了现代
的信仰危机。这就等于一个基督教或佛教的教会，失去了耶稣和佛陀的维系，成了精神上的“没头的苍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需对党进行现代化改造。因为，在现代政党中，“法理型”权威取代“个人魅力型”权威后，其个人素质和形像已经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
所谓“现代化改造”的起点，就是在领袖的产生方式上，真正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其二，是党章与党纲问题。曹思源所说的“改名”问题，即属于这一范畴。众所周知，所谓政党，就是由操同一意见而作一致行动的人群所组织的团体。其中“意见”，就是体现在党章和党纲中，对世界前途、追求目标和行动战略的认识。它是维系一个政党的超过领袖的榜
样作用、纪律的规范作用的最重要因素。而目前，这却是中共最不重视、下功夫最少的环节。在中共内部，不仅不能做到“意见”同一，就是党章、党纲与整体行动的目标──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也显然不是脱节的问题，而是基本背道而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党员
“讲学习”，只能是让他们“讲空话”；让党员“讲政治”只能是让他们“讲假话”。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三讲”运动，只能是流于形式的“走过场”。唯一的功效，恐怕只能是令党员在人人自危中，顺利推进机构精简的计划。
其三，是党员问题。领袖的个人力量有限，党纲在地上行走靠的是党员的两条腿。佛教教义中，把“僧”摆在与佛和法同等的位置，不仅因为它需要僧来传教，使之世代传扬，建立其人间统治，而且还因为每一个僧都映照着佛和法的形像。僧道败坏，佛法的名誉必然败坏，
其事业也必受挫折。这就是教会和政党经常要“清理门户”、进行“整风”的原因，也是今日中共搞“三讲”的目的所在。但是，正像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地，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没有政党竞争，光靠“纪律检察”、“自我批评”或“舆论监督，是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党
员的腐化倾向的。其中道理，就如澳大利亚的羚羊：当人们把虎、狼都灭掉以后，它们也渐渐退化，不能奔跑；而当人们重新引进其天敌后，它们的小腿又变得健壮起来。如今日俄罗斯共产党，既然入党并不意味着取得利益，它的战斗力自然要胜于往日。同时也不存在精简
机构的问题。
所以，目前中国的执政党要胜任现代化的领导责任，既不像曹思源说的那么简单，也没有江泽民想像的那么复杂。唯一的问题，是一个信心和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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