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分配不合理，是導致農村教育危机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工商、稅務、銀行、郵電、鐵道等壟斷部門修建的學校里，大部 分學生是內部職工的子女，這些學生在畢業以后，又能輕而易舉地進入這 些壟斷性的行業就業，從而形成了一個靠壟斷國有資源、壟斷教育机會， 進而壟斷就業的利益集團，使他們在獲取社會地位与財富方面遠遠超過農 村孩子。”
一位曾在鄉村中學任教的老師說：他在５年前就預感到鄉村教育的發展，將會變得越來越艱難，有可能使很多農村少年儿童無法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机會。事實上現在農村教育出現的巨大斷裂与危机已使許多農村少年儿童“望學興嘆”，以至不得不离開學校。
首先，在學校的辦公經費上存在嚴重不足，如我的家鄉（湖北）一個鎮里的一所中學有５００多個學生，每年收取各种學雜費共約４０多万元，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就從中拿走一半，据說是“管理費”，剩下的就是學校的辦公經費。但是學校的校舍維修与其它基礎設施建設的開支等往往是巨大的，而且上級主管部門要求學校達到所謂國家規定的“普九標准”，如圖書室、物理、化學等實驗室。可是剩下的經費，是遠遠不足以維持這些開支的。但達不到上級要求的“普九標准”，學校領導就要受到批評，這樣就給學校帶來很大壓力。為了應付上級的普九檢查，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學校只好違心向私人借高利貸來修建設施。等到債主找到學校索債，學校就從新學年收取的學雜費中，提取一部分支付債務。
這個鎮有一個鄉村的民辦小學校舍本來可以繼續使用，可當地的主管部門卻說這些小學沒有達到“普九標准”。迫于壓力民辦小學的校舍不得不拆掉重建，而村里農民的收入极其有限，在一時籌集不到資金的情況下，村里只好負債建校舍。等到校舍建起來后，十几万元的債務就背上了，承擔這筆債務的自然是村里的農民。
還有一些地方主管教育的部門，竟不顧農村的貧困狀況，要求一些小學、中學建成“花園式”學校，“園林式”學校，并說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普九標准”，此种做法無异是在加速鄉村小學、中學背上更沉重的負債。另外，一些學校還要應付上級主管部門的各种檢查，一所中學在接待上級檢查一年所花的招待費，就得１万多元。
据悉，這個鎮上的４所中學都負上了債務，最高的達到３０多万元，由于是向私人借的高利貸，每年利息就達４万多元。
如此沉重的債務，給鄉村的小學、中學蒙上了一層陰影。一到開學時期，債主就找到學校索債，以至校長、教師都不得安宁，甚至不得不想辦法外出避開債主。
一所鄉村民辦小學購買的桌椅，已過了３年還沒有付錢。一旦債主把學校告上法庭，而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判決執行的話，那么這所小學的處境將更加不堪設想。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還有多少個鄉村小學、中學負上了沉重的債務，這些債務加起來共有多少個億？這些負債的學校反映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問題呢？
他們難以承受高昂的學雜費
這些在鄉村小學、中學默默地奉獻了１０多年，甚至３０多年的教師万万沒有想到，在中國進入２１世紀時，他們還要面對學校的沉重負債，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鄉村教育的一大悲哀，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本來新建的鄉村小學、中學都是農民用血汗錢集資建起來的，按道理說，農民的孩子可以輕松地走進這寬敞、明亮的教室，可以無憂無慮地去讀書，然而更為沉重的壓力很快向貧困農民的孩子壓來。
首先是學雜費一年比一年增多。許多村鎮政府之所以要把學雜費制訂得一年比一年多，是有他們的意圖的。由于農村有的地方相當貧困，導致經濟發展落后，在財政支出吃緊，教師工資難以發放的情況下，當地政府通過從收取的學雜費中提一部分來發放教師工資，以彌補財政虧空。
從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１０年間，許多農民的收入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況，但各种攤派卻逐年增加。一些地方官員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不顧農民在貧困中掙扎的現實，竟然虛報農民的年收入或工業產值。以一家５口人种３畝田計算，這家農戶每年就得交１０００多元的攤派，即使這家農戶把收獲的糧食全部上交，也只能勉強完成攤派任務。
在上交了各种攤派費用以后，農民的生活就變得舉步維艱。在２０００年的新學期開學，這個鎮的鎮政府規定村辦小學每個學生交２５７元、中學４９０元，高中５５０元，如果家里有２個孩子上小學，一個孩子上中學，那么一年下來就得交２０００多元維持３個孩子的讀書開支。
可想而知，在農民上交了各种攤派費用以后，很難拿出這么多錢讓孩子上學。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可悲的場面：一方面是農民用自己的血汗錢修建校舍，另一方面是學生害怕高昂的學雜費而不敢踏進學校。
在眾多的收費中，還有一項防疫費，每個學生收５元，這是當地衛生部門對學生收的体檢費，可有些學生反映從沒見過衛生部門來學校搞体檢。
對于教師來說，他們也搞不清楚為什么學雜費逐年增加，他們只是被動地按上級下達的文件辦事。其實，既然民辦小學是村民們自己集資修建的，那么村民們就有權決定本村小學的收費標准，他們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自己孩子上得起學的標准來制訂學費。
可是在決定民辦小學的收費上，有決定權的卻是當地政府，他們制訂的收費標准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其目的是把增加學雜費當作是獲取財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學校也希望能多收學雜費來償還債務。在這种情況下，農民不管是否有承受力，也得接受。雖然農民應該對收取的學雜費有知情權，可大多數農民根本不知道這些學雜費到底用在什么方面去了。
因此，在沉重的學雜費壓力下，很多農村孩子在剛讀完小學后，就再難以跨進中學，在一個几千人的村子里，已很難看到讀到中學畢業的學生。
這些不得不放棄接受教育的鄉村孩子，其年齡一般處在１０至１６歲，他們將成為２１世紀被耽誤的一代。
雖然現在這些失學的孩子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不能接受教育？為什么沒有人真正為他們的教育負責？但終有一天，這個社會將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教育，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誰給鄉村學生增加負擔？
每當新的學期開始，學生拿到的教材就有十几种，有些是學生根本用不著的。在這些強行要學生購買而又無用的教材背后，可以發現一個巨大的利益交易，那就是一些出版部門与當地主管中、小學的教育部門，把學生當作是一個獲取巨額利潤的群体。
先是一些出版社出版一些輔導教材，然后由主管教育的部門把這些輔導教材送到各中、小學，在新學期開學時，連同正規教材一起賣給學生。据悉，一個小學生上交的課本費里，就有３０多元的非教材費。
相對于城市家庭的收入，這些雜費所帶來的壓力還能承受。但對于鄉村學生來說，這种壓力可能會讓他們离開學校。而且，有些課文雖然小學生必須要學，但在鄉村小學里已是形同虛設，如美術、音樂。由于美術、音樂老師在鄉村小學极為缺少，這些課程往往形同擺設。
本來，當地的教育部門應該最大限度保証以最少的費用，讓每個鄉村孩子上得起學，以實現普九的目標，可是他們的做法与這一目標并不相符。
傳播知識的沉重与悲哀
許多在鄉村學校任教的老師，其本應獲得的利益往往也很難實現。如一個鄉村中學教師，其工資加各种補貼，一個月應得到７００多元。可是，由于地方財政支出有限，他只能拿到４００多元，但他的工資表上依然寫著７００多元。這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時，表明他們已足額發放教師工資。
１９９９年中國政府實施增加公務員工資，可是一些在鄉村任教并轉正的老師，只拿了半年、甚至３個月增加的工資，后來地方政府就停止發放了。原因是地方財政吃緊、無力增發工資。很顯然，這种做法直接損害了教師的利益。
不僅如此，一些在鄉村學校任教的老師還要承擔一些攤派，如修建公路、地方報紙的征訂，這些攤派費用直接從教師工資中扣除。一個教師說他每年就要支付４００多元這樣的攤派。這种攤派根本不同教師商量，如同強盜在攔路搶劫。而這些教師很難找到有效途徑，去解決自己遇到的不公正。
如果說鄉村中學的教師還受過一定師范教育，那么鄉村民辦小學的教師，大部分是初中還沒有畢業。這些教師對教育心理分析，儿童智力啟蒙，教學管理等知識都很缺乏。這些低素質的教師又怎么能夠給儿童以高質量的教育？
每年雖然有些師范學院的畢業生回到鄉村學校任教，可當地政府卻無力接受這些畢業生。原因是這些畢業生來鄉村任教，其工資住房、福利待遇等要由當地政府支付，而當地政府往往以經濟困難為由拒絕這些畢業生來鄉村任教。
當优秀的教師因這种体制不能進入鄉村學校時，它一方面導致教育資源被浪費，另一方面導致少年儿童接受知識的領域變得狹窄，使知識在鄉村不能廣泛地傳播。一個學生在优秀教師的啟導下，可以接受高質量的知識，可以領悟到自己在社會存在的价值，而在一個低素質的教師主導下，他獲得的知識就十分有限。這是一個接受知識的效率的問題。正是這种低效率、低質量知識的傳播，使農村人口的素質提高變得非常緩慢。
而另一方面，民辦教師的處境卻非常艱難，有的民辦教師日复一日地教了３０多年，盼望著所謂的“轉正”，因為“轉正”意味著身份的改變，以及經濟利益的實現。
可是由于對教育投資不夠重視，以及對教育經費的挪用，使地方政府難以給這些民辦教師以“轉正”机會，這就意味著大部分民辦教師的地位無法改變，經濟利益也很難實現。
一個民辦教師，辛辛苦苦教上一年，工資才１２００多元，當民辦教師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時，民辦教師還得种上几畝田，干起沉重的農活，這就使得民辦教師背上了雙重壓力，既要搞好教育，又要种田養家糊口，与此同時，還要承擔各种攤派雜稅。
在農村，第一批民辦教師是從建國后就在鄉村任教，正是由于他們勤奮執教，才使知識在鄉村得以极大傳播。然而歲月流逝，他們如今已是６０多歲了，該退下來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由于他們沒有轉正，退休費，醫療費等福利都沒有保障，使他們的晚年生活陷入危困中。為了這點退休費，許多民辦教師一級級向上申訴，但有些民辦教師連上訪的路費也難以湊齊。他們奮力的抗爭是希望社會給他們一個滿意的回答，是在喚醒社會的良知、公正。
盡管這些民辦教師沒有轉正，但事實上他們執教了３０多年。一個社會如果忽視他們付出的辛勤勞動，不給他們以合理的回報，那么這個社會談何理性、正義、公平？事實上正是由于這批民辦教師的退休費得不到保障，已使許多年輕的民辦教師不敢再步他們的后塵，這就使得農村教育的發展充滿了重重障礙。
教育一直在農村出現斷裂
自５０年代以來，消除農村文盲的呼聲就不斷，但是讓每個人都能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卻依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在農村７０多歲的人，是屬于絕對文盲的一代，他們的生命正從貧困的黃土地上走向消逝，他們根本沒有感受過什么叫“知識就是力量”。
５０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過小學，可當他們進入中學，并有望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有知識的勞動力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打破了他們繼續求學的夢想，他們很快被卷入那個時代的潮流中……
６０年代出生的人，在１０年“文革”結束后，迎來了接受教育的春天。他們從小學讀到高中，甚至有的考上大學。不過，那時學費才几元錢。但隨著農村責任制的推行，這個短暫的教育春天很快消逝了。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出生的人，其年齡平均在２０多歲，他們正赶上從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時代邁進，如果他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极有可能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的一代。
但是急劇增加的學雜費以及為擺脫家庭的貧困而出外打工的想法，使他們在中學還沒有畢業時，就急匆匆地走入了社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代人的父母有的過去還能讀到高中畢業，相比之下，他們初中還沒有讀完，接受的教育還超不過他們的父母，這真是一個莫大的悲哀。
教育資源分配极不公平
中國農村教育的危机實際上是教育資源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又是公共財政分配不合理帶來的。我們可以看到各部委、各級政府、銀行、電力、交通、稅務、工商以及大企業的辦公樓、賓館、飯店都裝修得比較豪華，因為這些机构擁有支配資源的權力，并利用部門掌握的權力，最大限度地實現部門利益，或者能夠從財政分配計划中，优先得到所需的資金。
所有占有資源權利的机构，可以憑借這种占有优勢進行資金調用，如修建內部職工住房、子弟學校、醫院、賓館等，以供自己部門人員占用。
一些壟斷行業通過修建學校，使自己的子女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机會。如在工商、稅務、銀行、郵電、鐵道等壟斷部門修建的學校里，大部分學生是內部職工的子女，這些學生在畢業以后，又能輕而易舉地進入這些壟斷性的行業就業，從而形成了一個靠壟斷國有資源、壟斷教育机會，進而壟斷就業的利益集團，使他們在獲取社會地位与財富方面遠遠超過農村孩子。但是，廣大農民不具有占有國有資源的机會，也無力爭取這种壟斷資源，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滿足，而農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遠遠無法滿足９億農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
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平，使千百万農村少年儿童處在教育資源非常短缺的環境中，而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不僅嚴重阻礙了農村少年儿童智力的提高，而且使農村青年在獲取個人發展机會方面變得很困難。
由此可見，公共財政分配不合理，是導致農村教育危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要求公共財政分配決策者應高度地認識到９億農民接受教育的重大問題，并且要改革財政分配体系，最大限度地改變農村教育資源不足的狀況。
改變教育危机的戰略
毫無疑問，靠當地政府拿出有限的資金來辦鄉村教育，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廣大農村青少年對教育的需求的。而且當一些窮困的縣、市、鄉鎮在財政支出面臨吃緊的情況下，還會首先把教育經費挪用或減少對教育的投資，從而使農村青年想獲得教育的愿望一下子破滅。從為普九達標而使鄉村小學、中學負債累累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對教育的支持顯得很蒼白，而中央財政為鄉村學校的建設也難以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結果承受這個負債的是貧困的農民。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政府有必要把改變農村教育危机當作是一個最緊要的問題來解決，并參照國際上的先進教育体系的經驗，迅速制定一個改變農村教育危机的戰略，這個戰略包括：
——迅速成立一個“農村教育調查委員會”，其目的是查清鄉村小學、中學的負債狀況以及拖欠教師工資的問題，對于因校舍建設而負債的學校，由中央財政統一撥款支付，以确保鄉村學校正常運轉。
——迅速建立投資辦教育的開放机制，鼓勵私人投資辦學校，這是補充政府投資教育不足的一項重要措施，包括非政府組織、私人企業、社會團体等。
——教育管理權下放，增加學校在教育方面的決策權，鼓勵公辦學校和私辦學校競爭。向辦學机构提供低息融資（政府給予部分補貼），并無償提供土地。
——在中國貧困的農村地區，迅速實施九年制義務免費教育，政府可以負債的形式投資修建農村學校，如發行教育債券，從國際机构尋求貸款。義務免費教育的學校，其辦公經費由中央統一預算、統一撥付。
——中國農村目前未轉正的民辦教師的月工資不低于３００元，已退休但未轉正的民辦教師退休費每月３００元，由中央財政統一撥付，以确保他們的經濟利益。
——迅速改變農村民辦教師素質問題，由獲大專學歷的畢業生來鄉村小學任教，替換不合格的民辦教師，在鄉村小學、中學，實行校長競選制，由學生、教師、村民共同參与選舉，使其產生對教育真正負責的校長。
－－原載《南風窗》，《隧道》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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