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錄音整理，略有增刪。2001年3月3日）
感謝作者和出版社貢獻了這樣一本好書。它就象著里的一盞燈，憑借這光亮，我看見了自己此時此刻所在的位置。這位置在哪里呢，在地下室里，也就是說，我自己也在底層。
《中國底層》中的“底層”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看來它不完全是政治權力譜系中的概念，也不完全是經濟權力格局中上的一個群体，更多的，它是指話語權力中被剝奪的那一群人。与此相關的，它也提示我重新審視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是否也處于人類精神的底層。此外，從精神層面上講，底層并不是流動的，流動的僅僅是一种政治學上的外在地位，但是，我們發現，高層的政治習慣仍然是底層的精神習慣，是小市民的精神習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底層是中國人存在的一個永恒的、普遍的真相。底層人并不是邊緣人，底層是一种普遍的奴隸狀態，普遍的受傷害又僅僅反傷害的精神狀態。
這本書對我個人而言，少有三點啟發。
第一，它發現了另外一個中國，揭示了宏大敘事中被剝奪了話語權力的人的存在，歷史主義中掩埋的個人重新站出來，站在了我們面前。也許，各個國家都存在底層，但是，制度性的、話語權利的底層最突出地表現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是批判性的，論戰性的。
第二、它解构了社論体的漢語言說方式，通過口述史恢复了個人的主体性，丰富性，甚至通過“挑舋性的道德墮落”反抗社論体對底層人的標簽化、客体化，通過絕望展示生命存在的丰富內容。社論体的漢語已經死亡，漢語在口語中正獲得新生和尊嚴。
第三，底層關怀的倫理根基是什么？
90年代以來，特別是經過后現代主義的污染，地層關怀受到了理論上的質疑。中國自由主義和左派激進主義的爭論是這個問題更家复雜化。自由主義中有這樣一种聲音，因要警惕救世主情結，是它在弱者面前猶豫不決，甚至對行動者冷嘲熱諷。我門發現，尊敬的盧躍剛先生對武芳案件的關注中，為“避嫌”不得不反复強調自己呼喚一個“自救年代”的到來。對于左派激進主義，他們返回毛澤東主義，打算在幫助弱者的同時在他們的靈魂里留下一個欠條。
顯然，弱者在一定的情況下是需要幫助的。在這种兩難的選擇中我們怎么辦？在我看來，圣經文化提供了一條出路。我門是上帝的孩子，人類是天國的底層。上帝愛我們，所以我們更應愛我們。我們對鄰居的愛，并不是出于道德优越感或存在政治的期待。僅僅是為了順從來自上帝的戒命，響應十子架上的呼喚。這正是德蘭,c女的道路。這就是底層關怀的倫理基礎。
《中國底層》在某种意義上也是作者的一次自我采訪。一定他遭受了令人發指的傷害，而他對這种傷害的記憶和記述的權力正被剝奪，出于拒絕被活埋和記憶苦難的雙重動机，才有這樣的一种自我展示。盡管我認為他對傷害的反應不是离上帝最近的，并且是通過文學來体現的，但是，由于我离那具体的傷害很遠，我感到自己仍然無權對此書進行評論。前几天，我听了作者的演奏，我被強烈的震撼了，我覺得他的蕭聲和咆哮聲，是我們這個民族共同的心靈呼叫，是我多年來一直想呼喊的聲音。朋友們，這种聲音是他的作品最好的書評。在极端絕對的黑暗中，所有的文字都死了，靈魂只能發出歇斯底里、絕望的嘶叫和麻木的呻吟。它是一种絕望，同時是對絕望的絕望，或對絕望本身的最后一次堅持。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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