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增删。2001年3月3日）
感谢作者和出版社贡献了这样一本好书。它就象着里的一盏灯，凭借这光亮，我看见了自己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这位置在哪里呢，在地下室里，也就是说，我自己也在底层。
《中国底层》中的“底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看来它不完全是政治权力谱系中的概念，也不完全是经济权力格局中上的一个群体，更多的，它是指话语权力中被剥夺的那一群人。与此相关的，它也提示我重新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是否也处于人类精神的底层。此外，从精神层面上讲，底层并不是流动的，流动的仅仅是一种政治学上的外在地位，但是，我们发现，高层的政治习惯仍然是底层的精神习惯，是小市民的精神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底层是中国人存在的一个永恒的、普遍的真相。底层人并不是边缘人，底层是一种普遍的奴隶状态，普遍的受伤害又仅仅反伤害的精神状态。
这本书对我个人而言，少有三点启发。
第一，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揭示了宏大叙事中被剥夺了话语权力的人的存在，历史主义中掩埋的个人重新站出来，站在了我们面前。也许，各个国家都存在底层，但是，制度性的、话语权利的底层最突出地表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批判性的，论战性的。
第二、它解构了社论体的汉语言说方式，通过口述史恢复了个人的主体性，丰富性，甚至通过“挑舋性的道德堕落”反抗社论体对底层人的标签化、客体化，通过绝望展示生命存在的丰富内容。社论体的汉语已经死亡，汉语在口语中正获得新生和尊严。
第三，底层关怀的伦理根基是什么？
90年代以来，特别是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污染，地层关怀受到了理论上的质疑。中国自由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的争论是这个问题更家复杂化。自由主义中有这样一种声音，因要警惕救世主情结，是它在弱者面前犹豫不决，甚至对行动者冷嘲热讽。我门发现，尊敬的卢跃刚先生对武芳案件的关注中，为“避嫌”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呼唤一个“自救年代”的到来。对于左派激进主义，他们返回毛泽东主义，打算在帮助弱者的同时在他们的灵魂里留下一个欠条。
显然，弱者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需要帮助的。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我们怎么办？在我看来，圣经文化提供了一条出路。我门是上帝的孩子，人类是天国的底层。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更应爱我们。我们对邻居的爱，并不是出于道德优越感或存在政治的期待。仅仅是为了顺从来自上帝的戒命，响应十子架上的呼唤。这正是德兰,c女的道路。这就是底层关怀的伦理基础。
《中国底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的一次自我采访。一定他遭受了令人发指的伤害，而他对这种伤害的记忆和记述的权力正被剥夺，出于拒绝被活埋和记忆苦难的双重动机，才有这样的一种自我展示。尽管我认为他对伤害的反应不是离上帝最近的，并且是通过文学来体现的，但是，由于我离那具体的伤害很远，我感到自己仍然无权对此书进行评论。前几天，我听了作者的演奏，我被强烈的震撼了，我觉得他的萧声和咆哮声，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心灵呼叫，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呼喊的声音。朋友们，这种声音是他的作品最好的书评。在极端绝对的黑暗中，所有的文字都死了，灵魂只能发出歇斯底里、绝望的嘶叫和麻木的呻吟。它是一种绝望，同时是对绝望的绝望，或对绝望本身的最后一次坚持。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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