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上半年，國內外似乎看到了江核心進行政治改革的象征性動作，第一次允許實況直播克林頓訪華的演講會和記者會，還向全世界承諾簽署保障人權的國際公約，社會上也有政治“小陽春”之譽。但是，克林頓剛走，政治秀馬上就收場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肅殺之气——對一切异己的民間力量進行打壓，從政党組織的民主党到准宗教組織的法輪功，從党內反對派到自由知識界。而這一切被執政党打壓的民間力量，恰恰是推進大陸政治改革的最大資源。
無論中共鎮壓法輪功的表面借口多么堂皇，諸如“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等等，也無論李洪志其人的人品如何，打壓的實質仍然是几十年不變的獨裁本性：即不允許任何人与之分享權力，因而也決不會允許任何獨立于執政党控制之外的民間組織存在，無論這种組織是什么性質。不准信仰的背后是不准組織，為信仰定罪的背后是打擊有組織的民間力量。如果法輪功在1999年的“4‧25”靜坐請愿中，沒有表現出高度理性的組織化，江核心也不見得如此恐懼。因為中共的各級官員都很清楚，官方提倡的馬列主義信仰和正統意識形態早已破產，甚至連中共党員中也沒有几個堅定的信奉者。改革以來的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學說，只是執政者的實用主義治國策略的產物，在各种利益集團和惟利是圖的激勵机制已經形成的格局下，越來越失去了整合社會信仰的倫理作用而變成人們牟利的工具。在這樣一個“禮崩樂坏”的時代，現行体制下的執政者根本無法提供新的具有勸誘力的意識形態替代品，沒有意識形態整合而只靠強力鎮壓來維持社會穩定，只能是權宜之計。而無論從目前的局勢還是從長遠利益的角度看，這种鎮壓都會讓社會付出巨大的代价。
官方意識形態失去勸誘力之后，民間社會中必然出現填補這一信仰真空的替代品；但是，由于中共出于堅持一党獨裁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從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起，就在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口號下，一直嚴厲打壓傳播自由主義觀念的民間組織，特別是在六四之后，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政治訴求的民間力量，几乎沒有任何合法或准合法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中共全力提倡愛國主義和拒絕西方霸權，民族主義作為共產主義衰落后的意識形態替代品，遂使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資源的各類非政治性民間組織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弘揚民族傳統成為這些民間組織的最大保護色，從八十年代的全民气功熱到九十年代的民間組織中功、法輪功，都是在弘揚傳統的旗幟下聚集和發展的。曾几何時，這些自發的民間力量獲得了准合法的社會地位，吸引了大量迷茫無助的弱勢人群。法輪功后來要求的，不過是其組織的合法化。可以說，法輪功能夠形成如此龐大有效的組織网絡，恰恰是中共政權為“反自由化”和“反西化”而提倡民族主義的間接結果，是中共政權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即便從中共全力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講，如果對“中功”和“法輪功”這种准宗教的民間組織加以理性的引導和法律規范，他們肯定是頗佳的穩定因素，而且曾經也确實起到過穩定的作用。他們的教主都曾堅守不問政治的態度，而且又有頗具規模的產業，中功的麒麟集團就有三千多家合法注冊的經濟實体，現在已經被全部取締；法輪功的傳法訓練班和書籍也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它們不僅在增長乏力和大批失業的不景气中，創造了經濟效益和就業机會，更在倫理崩潰的廢墟上，為彷徨無助的弱勢群体提供了安于命運的信仰，把弱勢群体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強身健体和生命圓滿的追求上。“中功”的創始人張宏堡在九十年代前期，得到了許多高官的贊美，1989年和1990年都被請進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表演特异功能和气功；李洪志也得到過國家体委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褒獎和支持，1995年他去法國弘法，中國駐法國大使親自接待和陪同，為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的傳播提供權力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倆的身后有著千百万虔誠的信徒，且遍布世界各地。
而頗有反諷意味的是，這樣沒有政治訴求的有助于社會穩定的民間組織，卻被視社會穩定高于一切的江核心，變成了由中共政權一手制造的越來越政治化、國際化的“法輪功”運動。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使一個民間的非政治組織的頑強抗爭政治化了，把本來不問政治的下層民眾的練功變成了對政府的政治抗議，把自我完善的做人修煉變成了對執政者的強烈不滿，遂使社會穩定的因素變成了當下的激烈衝突和長遠積怨。一邊是擁有整個國家机器的執政党，另一邊是除了信仰便一無所有的法輪功信眾，形成了無信仰的權勢集團和信仰堅定的無權勢的民間組織之間的對立。中共政權對絕對權力的貪婪，對人性的陰暗而惡意的恐懼和猜疑，使它本能地處在草木皆兵的惊懼狀態，沒有敵人也要虛构敵人，這种本性并沒有因為二十年的改革開放而有實質性的改變。
從道義上講，逐步升級的鎮壓是繼六四之后中共政權制造的又一次巨大的人權災難，也是獨裁政權對十几億中國人的道德良心進行的又一次毀滅。几千万信徒大都是朴實的老百姓，最初只是為了求得身体健康和靈魂平靜而練功，在鎮壓之后變成了對現政權的積怨和對暴政的反抗，從而使非政治性的事件演變為國際化的政治性大事件。對于那些堅韌的信徒來說，這是一次無辜受難的人格升華——不是因為信仰而滋事，而是因為不准信仰而反抗。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他們屢戰屢敗的堅韌的非暴力抗爭，何嘗不是一次爭取和捍衛公民權利——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与結社自由——的啟蒙，其廣泛性和持久性，無意識地踐行了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念，有助于在下層民眾中形成健全的社會常識，也為民眾的自組能力提供了正面的例証，從而為政治改革提供了來自民間的巨大動力，其作用遠遠超過知識分子的言論啟蒙。值得民運精英認真反思的是：不是持續二十年的由民間精英組成的政治反對派運動，而是由最普通的平民組成的“法輪功”運動，為了得到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公民權利而前仆后繼，使世紀之交處于沉默之中的大陸中國，發出了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最明亮的民間吶喊。
退一步說，就算承認法輪功是“反科學”的現代愚昧，但是觀念上的“愚昧”并沒有触犯刑法，构不成法律上的罪過，事后追定的“反邪教法”在道義上和法理上都屬于逆歷史潮流而動。在信仰的權利上，愚昧者与其他人是平等的。愚昧者作為一個人甚至具有不可剝奪的在信仰上選擇“愚昧”的權利。不同信仰之間的競爭只能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權利來保証，而不能靠政治強權來強迫。如果這世界上只有聰明人才有信仰的權利，那么聰明与否的標准就只能靠強權來确定，就只能強制性地剝奪不符合特權者的聰明標准的所有人追求信仰的權利。最后豈不是經過層層淘汰，只剩下執政者欽定的最聰明者的信仰了嗎？如何祚庥、司馬南之流。
何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中國統治者的古訓，中共執政的几十年已經把愚民政策發揮到了极致，卻從來沒有檢討自己的過錯。現在，由執政党操控的全國性揭批“愚昧”的法輪功，所采取的手段仍然是封鎖一切不同意見的愚民政策。這樣的執政党反而把愚民的責任推給法輪功，并借此為之定罪，這才是最大的愚昧。
事實証明，只是在爭取到信仰自由的單純動机的激勵下，法輪功信眾反抗著不准信仰的強力鎮壓，面對主要由下層百姓組成的法輪功群体，中共的鎮壓非但沒有取得歷次鎮壓的效果，反而使法輪功的抗爭方式越來越激烈，直到最近在天安門廣場所采取的极端行為——自焚。他們在越來越強硬的鎮壓下，楞被逼成了不畏生死的殉道者。
同時，執政者的這种充滿惊懼的心理通過強權轉嫁給全社會，恐懼和既得利益的雙重要挾，使全國上下只有一個歇斯底里的變態聲音——堅決擁護和堅決批判，類似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和表忠心運動又如火如荼地展開，咬牙切齒的語言暴力又在全社會复活，小康時代和互聯网時代的大陸中國，再一次倒退回“以筆作刀槍”的毛澤東時代。然而，与文革不同的是：文革時的全國一致表態還有几分盲目的誠實，而現在的人們則不得不向自己的良心說謊（如果大陸中國人還有良心的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繼六四大屠殺的人人過關的表態之后，又一次由執政党發動的全社會的公開的出賣良心運動。當中央電視台播放著各地聲討法輪功的百万人簽名活動，當各級組織和各類協會召開批判法輪功的各种座談會，當大中小學向全國的青少年發出“校園拒絕邪教”的公開信或倡議書……之時，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已經墜入了万劫不复的道德淪喪深淵。還會有什么樣的制度，比逼著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的制度更野蠻呢！
從執政党內部來說，4‧25中南海請愿事件已經由朱熚基等人采取和平的方式平息了，完全沒必要再大動干戈。政協主席李瑞環也說：“凡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早商量比晚商量好”。在中共高層的七名常委中，朱熚基和李瑞環的反對是不言而喻的，胡錦濤和尉健行的沉默也是變相的反對，甚至李鵬都不會完全認同這种無事生非。李嵐清主管處理法輪功，內心深處也未必贊同。只有江澤民個人的一意孤行，引起了不必要的高層分歧，特別是江朱体制的裂痕。而當事件演變到屢禁不止和充分國際化之時，即便是當初樂觀其成的人也會在私下里抱怨，而當初反對的人則一定幸災樂禍。執行鎮壓的各級政府、司法部門和公安部門，或出于同情或出于無奈或出于疲于奔命卻無利可得，久而久之其內心的抵触就會演變成消极怠工、應付了事甚至變相抗命。特別是對于各級主管官員，當鎮壓法輪功是否得力荒唐地成為衡量其政績的重要標准時，他們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內心充滿無奈，如果再因鎮壓不利而被上級指責乃至撤職，就會生出對決策者的抱怨或輕蔑。實際上，中央党校的一項調查表明，法輪功問題的受重視程度僅僅排在第十位，党內的中高級干部層并不認為法輪功對政權和社會的穩定是多么嚴重的威脅，大可不必如此強力鎮壓和興師動眾。
對中共堅持的改革而言，執政党靠單純經濟改革已經不足以彌補其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只有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為才是爭取民意和重建合法性的正途，而政治改革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還歷史欠帳——比如重新評价八九運動，但是，舊冤未伸，新怨又起，對法輪功鎮壓的逐步升級，就是中共政權在為自己積累政治上的仇恨和不滿，就等于為政治改革設置越來越難以逾越的人為障礙。主張積极鎮壓的人因此而缺乏政改的動力，即便從策略上也更加難以下決心進行政治改革。同時，執政党內的開明派也因此受到了极大束縛，中共法統所強制要求的表面上的党內團結，逼迫對此具有不同立場的高層人物必須表態，致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不但難以修補，而且又在加劇流失。
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法輪功及中功問題的國際化，在六四問題逐漸淡化之后，使中共一直自我標榜的人權狀況的改善，在世界上又一次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引起全球性的關注和義憤，构成了對“人權高于主權”世界新秩序的挑戰和威脅，使大陸中國本來就頗受病詬的人權狀況又增添了一個惡劣的例証。對于這樣一個翻云覆雨的政權，國際上自然會出現越來越強烈的遏制中國的呼聲。現在，在大規模的鎮壓和全國性的聲討之中，無論中共怎樣繼續詆毀李洪志的人格，制造法輪功的罪証，都無法損及李洪志本人的利益，更不能讓法輪功名譽掃地，而只能導致大量普通信眾的無辜受難，使之越來越贏得聯合國，西方的政府、議會，國際上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和宗教組織以及國際輿論的支持和同情。就是中國以慣用的手法指責法輪功被國外反華勢力所利用和干涉中國內政，也無法改變國際上對大陸人權狀況不斷惡化的看法。同時，這一愈演愈烈的事件也將影響大陸与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最近荷蘭外長就因此而推遲了對北京的正式訪問。另外，對北京正在全力以赴地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只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最近，法輪功在國外獲得許多來自政府的和民間的嘉獎，一些國家的議員和學者提名李洪志為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法輪功的這一切國際聲譽的獲得，并不是由于李洪志的教義，而主要應該歸功于普通信眾們面對強權鎮壓時，那种以身殉信仰的大無畏精神和持續不斷的護法行動。
從經濟代价的角度講，雖然我們無法知道這筆財政開支的具体數字，但是已經持續了十九個月的鎮壓和輿論宣傳的費用肯定不會少。專制政府從來就是為了維護其絕對權力的安全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農民收入呈相對遞減趨勢的情況下，在城鎮失業人口遽增和社會保障极不完善的情況下，在農村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因經費短缺而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如果把進行大規模鎮壓的開支用于對社會弱勢群体的幫助，該有多么大的社會綜合效益。中國的窮，就窮在肆無忌憚的腐敗，窮在為維持保護甚至縱容腐敗的獨裁制度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上。決不是資源匱乏、人口太多和素質低下所能辯護的，而是一种制度性匱乏，即這個制度無法激勵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來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資源，用后天的人為的优越制度來彌補先天的自然的資源不足。反而只是為了保護特權階層壟斷、占有、揮霍和破坏有限資源的特權，就動員一切資源來維持一党獨裁的揮霍型浪費型制度，并為制度創新設置重重的人為障礙。所以，這种窮，是制度性的窮，窮的毫無道理，窮的無法從道義上進行最起碼的辯護。
在民眾方面，這兩個龐大的民間組織曾經創造的經濟效益全部喪失，眾多法輪功學員的反复進京上訪、請愿、抗議和被抓，使這些本來就生活艱難的普通百姓以及家庭，承受著完全額外的經濟代价。在政府方面，任何鎮壓行動都必須投入大量的經費，隨著鎮壓范圍的擴大和力度的升級，其鎮壓的經濟成本也就會越來越大。僅就北京市政府用于防止天安門廣場的護法行動的大量警力的開支，就一定是個不小的數字。本來，朱熚基所推動的政府机构改革就阻力重重，精簡机构還未完成，又為鎮壓法輪功而專門建立了從上到下的“610辦公室”，還創辦了“反邪教協會”；各級政府和司法、公安部門要抽調大量的人力物力，往返于北京和各地之間，各地的監獄人滿為患，僅遼宁馬三家一個勞動教養院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就有二千多人……而在目前利益至上的大陸中國，這一切鎮壓行動和輿論造勢的具体操作，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是難以想象的，所有參与其中的部門，都會向國家財政伸手要錢。如果政府敢于公布為鎮壓法輪功而支付的巨大費用，即便不從道義上提出置疑，納稅人僅憑這种經濟成本就會對政府的鎮壓提出財政上的置疑。納稅人交錢養活政府，不是為了供其滿足權力野心而隨意揮霍的，更不是讓政府用于鎮壓納稅人的，而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所以這筆支出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財政行為。即便從人大制定的法律角度講，政府用于鎮壓法輪功的錢也是違法的預算外開支。奇怪的是，大陸人對中共用于政治性鎮壓的財政支出已經麻木，人大也從不會對這些預算外的非法開支提出置疑，全社會似乎默認了這种額外的為獨裁政權穩定而付出的經濟成本。
生命無价，無辜受害的生命更應該得到正義的關注，為了反抗強權而主動殉難的生命就是崇高了，值得社會的尊敬。這种無价之生命在強權下的自我毀滅，以其生命的代价不僅向執政者、而且向我們每個人的良心發出了最強烈的道義追問：面對任意踐踏人權的強權，面對無辜的受難者和信仰的殉難者，我們為什么如此懦弱和冷漠？！難道我們為自己的懦弱和冷漠而付出的代价還不夠嗎？！還要得過且過、向自己的良心說謊，讓這种代价無限地轉嫁給我們的后代和民族的未來嗎？！
2001年2月14日于北京家中
(《開放》2001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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