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杰先生費了多年功夫寫成這部《毛澤東執政春秋》，而且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現了孟子所謂“大丈夫”的風骨。僅此一點，已使我欽佩無已。但本書的价值還遠不止此，單先生是哲學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讀過原稿和《關于本書寫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僅僅是寫一部當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統，使中國人能恢复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學，他所處理的不但是歷史知識問題，而且也是道德問題。思辯理性和實踐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書的一個最顯著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兩字取自孔子的原義。《春秋》是中國史學的大宗，兩千年無异辭。清代中葉考証學大興，褒貶之說漸受冷落，但章學誠仍然大聲疾呼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義》卷五）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受西方實証主義的影響甚大，几乎沒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義了。但陳寅恪先生在1964年中說：
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儿”、“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气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陳先生中歲以前，治史也极盡客觀實証之能事，但晚經患難，終于回到《春秋》的傳說，于歐陽修仿《春秋》而寫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義在今天仍在史學上表現出生命的躍動，于此可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但他又在中引董仲舒的話，說《春秋》之旨在于“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是公羊家口傳的孔子“大義”，可以說明《春秋》批判對象并不限于“亂臣賊子”，“無道”的“天子”也同樣在孔子“口誅筆伐”的范圍之內。歷代皇帝對于史官的畏憚便是《春秋》确曾為中國人維護正義的顯証。所以近代史學大家柳貽征先生也十分重視史官直筆，而逕以“史權”兩字稱之。（見柳貽征《述實錄例》，《國史館館刊》第二卷第一期，1949年，頁1－9。）雖然過去有人怀疑過《春秋》究竟能不能發揮“亂臣賊子懼”的功用，但史實俱在，是無法否認的。讓我舉一個后世的例子為証。《晉書》卷82云：
《晉陽秋》（按“陽”字即“春”字，因避諱而改）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可見桓溫多么怕《晉陽秋》的“詞直而理正”，以至要通過孫盛的儿子，以滅其一門為威脅。這個桓溫不是別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遺臭万載耶！”（《晉書》卷98桓溫傳）可見他嘴上雖說“遺臭万載”也足以自豪，心里還是怕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作者為了維護《春秋》的褒貶傳統，曾對黃仁宇先生的觀點反复質疑。黃先生早年在密西根大學寫明代運河的博士論文時，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論文指導人。論文完成后，我又介紹他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繼續作研究，寫成了《明代的稅制》一書。甚至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關系很深，不能不說几句話。黃先生比我年長十几歲，他是軍人出身，三十對歲才在美國上大學，勤苦奮斗，著述不輟，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學人。他深受中國文化傳統影響，最初堅持以“師禮”待我，但我堅決拒絕，因為在西方擔任論文指導的名義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進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為弟子的話，主張不妨“交相師”。他不得已而讓步，但仍引傅君劍贈胡适句：“文章風義友兼師”。因此我和他的關系可以說是“在師友之間”。但是他對中國史的看法和我頗有不同。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們之間也并未因之而減少互相間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黃先生是研究經濟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稅制》引用了《明實錄》中大量的統計數字。這是他“數目字管理”說的來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國《年鑒》派的社會經濟史的影響，重視長期性的結构，這樣便形成了“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觀點。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堅強根据的，絕非興到亂說。這一點我必須為他辯護。但西方史學早已進入多元化的階段，不再有統一的史觀。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恰恰顯出史學界的活力。經濟史家与傳統派史家的爭論更是屢見不鮮。十几年前美國著名的經濟計量史學家（cliometrician）佛格爾（Robert W. Fogel）和英國傳統巨擘厄爾頓（G.R.Elton）的激烈辯論曾經轟動一時。佛格爾引用大量統計數字研究美國南方黑奴，其結論曾引起不斷的爭議，他并因此而獲得經濟學的諾貝爾獎。佛氏是反對在史學中表達個人觀點和价值判斷的，厄氏則持相反的意見。但理性爭論的結果則是雙方都作出必要的讓步，也更理解對方持論的根据。（可看他們兩人合著的《Which Road to the Past?》，YaleUni-veristyPress,1983）黃仁宇的論點接近佛格爾，這是由于他們研究的對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雖然沒有《春秋》褒貶的史學傳統，但西方史學史上所謂“道德判斷”（“moraljudgement”）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史學主流在實証主義、甚至科學主義的籠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學的模式處理人文現象，各式各樣的決定論主導著史學家的思路，不承認個人有真正的“自由”，個人与“物質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這种認知之下，道德判斷自然無從談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的史學實踐中，我們發現，想把史學變作自然科學同類的東西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學家，特別是猶太籍的，寫到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使用的語言恰恰符合《春秋》筆法。五十年代以來，不少有慧
見的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已突破了決定論的牢籠，坦率地指出：在歷史尋找所謂“規律”或“因果律”是徒勞無功的。這种努力過去不曾成功，現在沒有成功，將來也不會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寫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長文，尤有划時代的意義。西
方史學傳統的褒貶（“praiseandblame”）語言又在他的筆下复活了。由于詮釋派人類學進入了史學領域，以及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所謂“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荒謬划分，許多史學家今天已從追尋“規律”轉為追尋“意義”。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話于是又獲得了現代的詮釋。
1993年哈佛大學俄國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Pipes）刊行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國》（《RussiaundertheBolshevikRegime》）一書，他在書末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面對著這一場空前的災難，史學家是不是應該還是保持冷靜，像科學家面對著自然現象一樣，不動一絲感情？他所給予的答案是徹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紀德國史學家的話：“我認為寫史必須帶著憤怒和熱情”；再引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上的話：“對于應該憤怒的事情而不發怒的人，我們只能以愚人視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個有力的反面論証：拒絕對歷史事件下判斷其實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統。沉默等于承認一切發生過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對的。這
是為歷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辯解的一种說辭。（頁509-510）毛澤東和斯大林第一次見面時，有下面這一段有趣的對話：
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贊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儿子！我們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竟，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胜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胜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見師哲，收在《毛澤東軼事》，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頁336）
斯大林最后一句話是所有共產党人都接受的“公理”。這條“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isisright”）；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陳亮（1143-1194）的觀點也可以与之相印証：“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試問：如果我們真的擁抱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還能在人間找得到一隙存在的餘地嗎？
我特別引派普斯《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國》和單先生《毛澤東執政春秋》相印証，因為這兩部書恰好遙相呼應。無論就政權的性質、歷史過程的悲慘、或主要人物的殘忍而言，這兩部書都是處處相稱的。派氏全書終于這段歷史的“道德涵義”（“moralimplications”）正相當于單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經典之論，又引波普爾（KarlR.Popper）的名言：“每一個人只有為自己可選擇的志業而犧牲的權利，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鼓勵別人為一個理想而犧牲。”康德和波普爾不也是單先生最欣賞的哲人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此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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