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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 老朋友胡績偉已經85歲了，覺得他的思想已經徹底轉變到位了，再沒有僅僅是體制內開明派那樣的”曖昧”了，於是想寫寫這位老友。
我第一次見到胡績偉先生，是在1948年11月，那時，我到陝北僅僅半年，受過幾個月政治訓練以後，在延安大學新聞班作語文教員。有一天，我和新聞班的同學一起到清涼山”群衆日報社”去參觀，胡績偉以報社總編的身份給我們講話，針對我們這些到邊區不久的人對中共黨報提出的頗有微詞的問題（例如：國民黨報紙說假話，邊區的報紙也不全說真話），闡述報紙的黨性原則。我記得他講道：真實性也要服從黨性原則，如果不符合黨的利益，真實的東西可以在一定範圍講，不宜公開報導。四川人多辨才，胡績偉口若懸河，慷慨陳辭，給人以深刻印象。當時我們都是鐵了心要跟共產黨走的，對於黨性原則，不論思想通不通，反正都接受了。胡績偉辦報30餘年，到了1981年才公開提出”人民高於一切”。”報紙的黨性要服從人民性。”真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儘管如此，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卻要處心積慮的咬死第一個站起來走路的猴子。豈不悲哉！
我同胡績偉第二次接觸，大約在1959年5月。那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中央直屬宣傳文教部門的一批領導幹部到全國一些著名的人民公社進行公社調查，目的是寫出一批宣揚人民公社”偉大成果”的文章，爲十屆國慶獻禮。績偉被分配到陝西省禮泉縣烽火公社。他不識時務，沒有忠實貫徹領導意圖，寫了人民公社的一些弊端。在”反右傾鬥爭”中，烽火公社的頂頭上司中共禮泉縣委和咸陽地委給中共陝西省委寫報告說：胡績偉關於烽火公社的調查報告，”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陝西省委不能不把禮泉縣委和咸陽地委的報告轉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社，但同時用其他形式上報了一個爲績偉開脫的材料。後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等人正是在那次公社調查中中箭落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知由於誰的保護，績偉倖免一場大難。
我同胡績偉個人之間的接觸，是從1977年7月開始的。那時，我和我的頂頭上司–原中共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在”文革”中的問題，遲遲得不到平反。我到北京申訴無門。胡耀邦由於我的問題同他有牽連不便轉信。我才找胡績偉替我和趙守一轉遞伸冤大狀。績偉當我面給華國鋒寫信，把趙守一和我的申訴信分別轉送上去。此後，我同績偉的交往時斷時續，並不經常。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據績偉自述：1916年9月24日（陰曆8月18日）他生於四川省重慶地區。他們的家族出了兩位辛亥革命元老：一位是他的大伯父胡馭垓，在武昌起義前一個月，領導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民軍，攻佔了威遠縣城，宣佈獨立，在清軍反撲時就義，人頭被挂在威遠城樓上。另一位是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參加過變法維新和辛亥革命，曾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孫中山廣州大元帥府秘書、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顧問、四川省議會議員等職。胡績偉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自由民主思想，既來自孔孟的民本主義，又來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1935年，胡績偉20歲時，進入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了一些生活書店出版的書刊，結交了一些進步的師友，又受到川北紅軍和”一二九運動”的影響，1936年，他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他在華西大學數學系學習時加入中共，1938年轉到四川大學經濟系，1939年到延安，1940年他創辦了陝甘寧邊區”群衆報”，並擔任總編。
胡績偉說：他在延安的初期，信仰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最讚賞毛澤東的三篇文章，即《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新民主主義論》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當時的胡績偉認爲”毛澤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各民主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各種主義百家爭鳴。這種國家獨立和社會平等、民主、富裕的前景，是多麽令人向往啊！”
胡績偉創辦並長期擔任主編的”《邊區群衆報》，後來改爲《群衆日報》，在延安時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機關報，在西北各省、區解放以後，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機關報。1952年，胡績偉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後來又成爲常務副主編，”文革”中自然被打倒了。1976年12月，華國鋒起用他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78年到979年，胡績偉同胡耀邦密切配合，在撥亂反正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例如：爲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製造輿論，抵制兩個”凡是”，組織”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動”4·5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宣傳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議”精神，和發表會上一批有創見的文章……
1981年以後，胡績偉再一次闖下大禍。這一年10月，胡績偉到陝西臨潼溫泉治療他的肩周炎，趁此機會寫出了《論黨報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的長文。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黨報既要有黨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黨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領導，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見。而且，黨性應當服從人民性，是人民至高無上，不是黨至高無上，黨只是人民的工具。
胡績偉從陝西回到北京以後，把他的論文送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胡喬木徵求意見。胡喬木做出了根本否定和無限上綱的政治結論，認爲績偉的論文不只是對黨報性質的歪曲，而且是對黨的根本性質的歪曲。於是，一場毀滅性的大批判便緊鑼密鼓地策劃于密室。胡績偉憤而辭職。總書記胡耀邦誠懇挽留，任命他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選派思想同他接近的秦川任總編輯。1983年9月，極左派已在內部會議上對績偉進行缺席裁判，績偉再次憤而堅決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被中共中央安排爲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本來，胡績偉是憤而辭職而不是撤職，可胡喬木、鄧力群卻借中共中央批准辭職的機會，在《人民日報》社召開全體大會，宣佈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動對胡績偉和王若水的批判。績偉被迫離開艱苦筆耕30年的《人民日報》，又受到顛倒黑白的橫暴批判，自然滿腔悲憤。這從他在1983年9月24日所寫的《六四自壽》詩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筆走龍蛇四七年，遍嘗喜樂與辛酸；
紙炮墨槍瀝虎膽，文羹詞粥披牛肝；
戰友千員是非鑒，紙張萬日功過篇；
書生去職何悲歎，轉換疆場戰地天。”
儘管胡績偉已經離開《人民日報》社，儘管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都在抵制所謂”清除精神污染”，”清汙”的三板斧還是逆潮流砍將下來：第一板斧對準胡績偉的”黨報人民性”；第二板斧對準周揚和王若水的”人道主義與異化學說”；第三板斧對準張潔的”沈重的翅膀”，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批作家和作品。
好在當時胡、趙、萬、習團結一致共同抵制，囂張一時的”清汙”鬧劇以失敗而告終。1984年夏季，胡績偉在北戴河所填的兩闋詞，樂觀情緒躍然紙上。
浪淘沙. 北戴河 （1984年7月20日）
麗日豔陽天，
浪笑波歡，
欺天霸地慘翻船。
蝦頭蟹腳奸鱷淚，
暴露沙灘。
堤翠百花妍，
稻富魚鮮，
綠男紅女彩龍翻。
詩情文風喜奔放，
敗了狐仙！
螃蟹嘲 （1984年8月3日）
大肚草包，
莫頭莫腦，
賊眉賊眼，
野心不小。
全副盔甲，
兩手雙刀，
橫行霸道。
自己只會橫著爬行，
卻罵一往直前是不走正道；
自己向左向左又向左，
卻指責人家右了右了又右了；
自己的腦袋同肚子長在一起，
卻怪罪人家何必長個獨立的頭腦；
自己是淺水動物，
偏偏要去當江洋大盜。
不妙，不妙，
雄鷹來了！
快跑，跑不掉了！
滿腹”經綸”，
化作海草，
一代”地驕”，
捲進怒濤！
績偉這一首自由體的《螃蟹嘲》，信筆揮灑，把那些極左陰謀家罵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同時也充份顯示出績偉的”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
1995年夏季，胡績偉在回憶上述的往事時說：”以後的事實證明，我的樂觀仍是太天真了。這幫人的勢力只是暫時受挫，他們韜光養晦，在暗中醞釀更爲猖獗的風暴。”寫到這裏，我才想起來，1986年，績偉對我和李洪林說過：”形勢嗎，好不到哪里去，也壞不到哪里去。”同樣的話，1992年5月，他在西安又講過一次。
儘管胡績偉已經離開《人民日報》社，儘管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一再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清汙”的頭兩炮還是在《人民日報》社公開打響了。第一炮對準胡績偉的”黨報人民性”，第二炮對準王若水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學說。
1986年1月初，正當鄧家班子以”生活會議”的名義發動推翻中共第二代合法領袖胡耀邦的宮廷政變之時，胡績偉填了一首《滿江紅》： 怒髮衝冠，實難忍，狐群作孽。擡望眼，洪流洶湧，誰能擋得？自古倒顛忠與賊，而今混肴紅與黑。切莫忘，多少虎狼終成蛇蠍。極左毒，猶未雪；封建種，待清滅。駕神駿，衝破百魔千劫。世界明星威不懼，神州健將險能克。新愚公，建四化功勳，蒸蒸熱。
這首詞中有一句：”世界明星威不懼”，是指當時中國女排戰勝了世界明星，也許語帶雙關吧？
1989年4月，耀邦剛剛去世，績偉就在《世界經濟導報》組織的討論中，爲耀邦鳴不平。後來，在八九民運面臨大屠殺的危急關頭，績偉又帶頭簽名，發動50位全國人大常委發表聲明，要求人大常委召開緊急會議，否定”戒嚴令”和罷免李鵬。由於邪惡勢力的破壞功敗垂成，績偉受到反攻倒算，被罷免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他在全國人大的一切職務也隨之被撤銷了。中共《人民日報》黨委還要開除他的黨籍，由於老謀深算的高層領導人的干預，中共中央紀委給他以留黨察看二年的處份。1990年3月11日，績偉在海南島三亞市接到全國人大傳來的電話，說是要罷免他的人大代表資格。績偉聯想到中國古代那些被專制君主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忠臣義士，填詞一闋。
滿江紅.天涯海角
海角天涯，
翡翠島，
銀沙玉浪。
擡望眼，
晴空浩淼，
胸懷寬廣。
棕櫚真誠常坦蕩，
椰林正直何卑亢！
仙果藥，
酸辣苦香甜，
驅魔瘴。
五公祠，
黜流放，
賢良者，
垂榮榜。
謝炎炎夏日，
百煉強壯。
海瑞陵園，
忠諫勇；
東城書院，
奇才暢。
莫回頭，
待颯爽雄風，
重開創。
“六四”以後，胡績偉不論在家休息、出國訪問或到外省旅遊、療養，都不忘關心中國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不停地寫作，不斷的發出爭取自由民主的聲音，尤以其1995年1月到4月起草和修改的《新春放言》爲一轉捩點，它標誌著胡績偉先生經過了類似陳獨秀的反復實踐、反復探索、最終實現了自由主義-共産主義-自由主義的返本還原，而且是在更高水準上的返本還原。
在那篇長文中，績偉追溯了他的55年政治經歷，做出了發人深省的結論。他說：”50多年過去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好像翻了一個’個兒’。當年，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批評國民黨的致命傷是’一個主義，一個党，一個領袖。’50多年以後，人們也普遍認爲共產黨的致命傷，也是一個主義，一個党，一個領袖。”他說：”從馬克思之後的一百幾十年的社會發展歷史來看，馬克思主義有真理，也有謬誤。一切真理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把它變成聖經和教規，就必然走向謬誤和失敗。”
他說：”當年我們批評國民黨的某些話，現在正好用來批評我們自己；當年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的某些話，現在也正好適合於要求我們自己。違背歷史的，必然要受到歷史的嘲弄；落後于時代的，也必然要受到時代的鞭笞。””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各種主義只能在比較中自由研討、自由批評、自由爭辯。而信仰各種主義的各個政黨也只能相互競爭、相互監督，才能按照一定法制程度決定是單獨執政還是聯合執政。執政黨也得尊重在野黨，保證其參政議政的權力。任何執政黨也只有在執政時期內不斷改進，不斷革新，在錯誤和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不斷前進，爭取得到選民的擁護。如果自以爲完全正確，十全十美，打擊異己，壓制批評，必然錯上加錯，必然停滯倒退，必然蛻化變質，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績偉常說自己是”醒時老，老時醒。”正因爲飽經滄桑老而覺醒，才會覺醒得徹底，覺醒得牢靠，覺醒得對後來者更有啓發；而對自己來說，活得越老越清醒、越老越明智，而不像有些大人物越老越糊塗、越老越悖謬，也是一種很大的幸福。
績偉爲人坦蕩、剛直而又穩健、溫和。1987年，李洪林和我在他家閒聊。洪林批評績偉說：”你和耀邦一樣是老小孩，不看場合就暴露自己的觀點。”績偉說：”多年形成的脾氣，改不了了。”北京其他朋友說：對待錯誤的批評，於光遠和胡績偉有不同的對策。於光遠是平心靜氣地聽取別人的批評，大家批完以後，他才笑嘻嘻的引經據典，說明他的哪一條觀點是根據馬克思在某一本著作中提出的原理，哪一條觀點是根據恩格斯或列寧或毛澤東，在某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原則。那些批評者發現他們批評了馬、恩、列、毛，都很尷尬。胡績偉則是一聽到錯誤的批評，就跳起來爭辯和反駁。
績偉雖然坦率、剛直，但是，他在做出判斷和決策時，是謹慎、穩健的；他的言行是持中、溫和的。他並不是一個”激進派”，他主張”和平漸進”的民主改革。
在知人論事方面，績偉持論力求公允。他發表過一篇題爲”鄧小平的白內障”的文章，一面對鄧小平在1989年的過失進行了坦率的批評；一面又充份肯定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的功績。他是中共領導幹部中最早對華國鋒做出公正評價的人。這種評價是符合民意的。中國的老百姓早就認爲華國鋒是一個比較老實、本份的人，他對兩個”凡是”持而不堅，不過兩年時間就能夠改弦更張；他搞個人迷信，比之第一代和第三代領導人，那是小巫見大巫；他的缺點只是缺少領導現代化建設的知識與才能。
有一段時間，一些人不知出於何種動機，誇大宣傳胡耀邦同趙紫陽之間的矛盾。胡績偉在香港《開放》月刊發表了他在黃山地區的遊記。其中有半闋詞是：”看萬里晴空紫陽普照，光耀國振，”表達了他對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那個開明進步的領導集體的懷念之情。我通過電話，把績偉的這半闋詞讀給鮑彤聽，鮑彤高興地把它記錄下來。
──原載《中國之春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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