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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8日訊】 謝泳在《中國文化報》上撰文，介紹拙著《人間魯迅》之餘，引出一個被稱 作“魯迅研究之謎”的問題：“爲什麽魯迅以反專制爲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制利用?”
魯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學方面的問題，而與魯迅思想本體研究關係不大。我們要弄清楚的是，魯迅是在何種情況下被利用的?利用了他的什麽?他的思想實質與專制主義果然有相通之處嗎?
其實，魯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獨身後爲然。參加左聯就是一個例子。 親近如馮雪峰，也有著把他當成“統戰物件”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這都是 他所願意的。對大衆，對青年，對進步的社會事業，他甘於做“牛”，做“泥土” ，做默默的犧牲；但當他發覺在被人惡意地利用時，則設法回避乃至於拒絕了。
魯迅逝世時，正值抗戰前夕，於是他的葬禮便成了民族團結的標誌；而他的 精神，也就適時地成了鼓舞民族鬥志的偉大象徵。應當說，這是對於魯迅的最大 範圍的一次集體利用。從此，魯迅的名字，作爲政治文化的一個符碼，便開始被 廣泛使用了。毛澤東在延安，以及以後發表的有關魯迅的評論，都是在這一意義 上進行的。對魯迅的這種肯定，是一種名義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體象徵性 的肯定。魯迅思想中的許多重要成分，實質性的東西，卻被忽略了，甚至被輕易 地給否定掉了。比如魯迅說自己思想的兩大方面，即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當時，明顯地被劃歸資產階級的思想範疇；又比如，魯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則， 其中包括對“東方文明”的批判、對“國民性”的批判、對權力和權力者的批判 等等，在一個“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環境裏，也都變得不合時宜了。毛澤 東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唯用政治的眼光，對《紅樓夢》如此，對魯迅亦如此。 他是從來不諱言“功利主義”的。
利用有兩種情況：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實。用其實者，也有兩種情況，或者用全盤，或者用局部，取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如果說，對魯迅尚有一點較爲具 體的利用的話，那麽就是他的關於鬥爭的思想。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特別 強調階級鬥爭；尤其在60年代以後，階級鬥爭理論有著惡性的發展，直至文化大 革命的降臨。這時，魯迅的注重戰鬥思想，恰好被納入流行理論之中；而魯迅本 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個動輒“打殺”別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終高舉“無産 階級文化革命”旗幟的江青式旗手。豈止如謝泳所說的“是他同時代知識份子中 唯一一個得到肯定的知識份子”呢，簡直是“當代英雄”!
“文革”是一個典型的造神時代，“凡是”時代。毛澤東的個人權威，通過個人崇拜運動，此時已達“頂峰”狀態。一個曾經被“神”高度評價過的人，獲 得官方的“肯定”，豈不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嗎?
事實上，不同的社會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心理。作爲一個平民 作家、獨立思想者的思想，明顯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個大權在握的政治家的思 想的。魯迅的鬥爭思想，首先根源於備受壓抑的個人經歷，根源于中國廣大民衆 長期遭受的壓迫而生的痛感和恥感。至於“拿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能說加 強了他對中國階級社會的認識，並不曾改變他原來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晚年的階 級鬥爭理論，卻是以權力爲中心的政治理論的一部分，帶有鮮明的史達林主義色 彩。的確，魯迅是主張鬥爭的、復仇的、革命的。他說：“人被壓迫了，爲什麽 不鬥爭?”在他看來，目下的中國有許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 有不同道德的，還沒有劃一，放棄鬥爭而一味“費厄”，則未免太偏，也太早。 正是爲此，他承認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氣”；也正是爲此，他被主張“寬容”的 蘇雪林們變著花樣痛駡到如今。
其實，魯迅的鬥爭，與我們慣稱的所謂“鬥爭”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在 他那裏，永遠代表著被侮辱、被損害、被壓迫者的利益。所以，這鬥爭就不是自 上而下、“爲王前驅”的討伐，也不是“同級鬥爭”。雖然他並不以“黨同伐異” 爲惡，卻從來沒有那種爲組織所規限的黨派性。他的鬥爭是以人的解放爲目的， 以弱勢者爲本位的一種反抗性行爲。這是理性的反抗，現代的反抗，並非從前的 農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亂鬥一氣。說到《水滸》，他就十分反感那 掄起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爲“流氓”。他從來珍視人類的生命， 對於那些隨意以犧牲爲代價，葬送群衆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惡的，他明確 表示：“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可以認爲，鬥爭是他的人道主義和 個人主義的思想原則的最高體現。他不憚孤身一人，挑戰權力者乃至整個社會， 乃是爲了捍衛人類生命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活著的全部尊嚴。他深知，剝 奪了鬥爭，就剝奪了這一切。
謝泳文中把胡適和魯迅相並論列，問：“在魯迅的時代裏，人們總認爲魯迅 是拆臺的，而胡适才是補台的，爲什麽一個以拆臺爲基本特點的人的思想總是被 利用，而一個總想補台的人的思想卻不受歡迎呢?”遠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 ——魯迅謂之“血的遊戲”——之後，魯迅就明明白白反對一個唯靠武力支援而 不是經過民選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蠻的政府，“一黨專政”的獨裁專制的政府； 而此時的胡適，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諍友’”的。當時，國民黨在“台”上， 共產黨還在“台”下，因此魯迅反抗國民黨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援於被迫害、 被屠殺的在野的共產黨，表明了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由於有了這樣一 種歷史淵源，臺上台下，或拆或補，全都變得可理解的了。
當說及魯迅與胡適時，謝泳還說到一個話語問題。他說，胡適的話是明白的， 沒有再闡釋的可能；魯迅的話是晦澀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較胡適， 魯迅是一個獨異的隱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確乎充滿激情，意象豐富，但又同時 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縝密的邏輯，尤其是論戰的文字。在惡劣的政治環境裏，他已 然失去發表的自由，因而不斷地變換筆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 ；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謝泳問：“可爲什麽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連最 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那麽多讀魯迅書的人怎麽就不學好呢?”我也不妨問： “可爲什麽在中國次黑暗的年代裏，那些讀過或不讀過魯迅書的知識者便連最起 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說?”“那麽多不讀魯迅書的人難道就學好了嗎?”魯迅，一人 而已，用他的話來說，其實亦不過惟有一支筆，能對一個“黑染缸”般的大社會 負多大程度的責任?權力者的力量，知識者的力量，意識形態的力量，教育的力 量，實際運動的力量，社會的綜合力量，不是要比一個人的力量大得多嗎?何況 這個人已經被權力者連同知識者雙方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弄得簡直面目全非了呢! 作爲獨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間——或可看作一個既成的、傳統的或正 統的“場”——是困難的；愈是獨特，愈是深刻，則愈見困難。倘使承認魯迅的 思想是一筆寶貴的遺産，而且真正能爲進步的社會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麽， 就必須同專制者的利用，以及“幫忙”和“幫閒”的知識者的拒斥作鬥爭——雖 則我們對鬥爭本身並不見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愛!
說到被利用，魯迅嘗慨歎道：“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 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于他有利。”對於身後的被利 用，他也不是沒有預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 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暝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 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可悲哀的。” 在這裏，所說的僅屬“無聊之徒”，尚未及於如他所說的“有力者”；可見世人 世事的險惡，遠比他——一個嘗自謂“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中國 人——預想的要厲害得多。
近百年來，環繞魯迅所花的口舌筆墨可謂多矣，由此，亦可照見中國社會及 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魯迅既爲戰士，那麽無論生前死後，被人攻擊、歪曲、 利用，都不足爲怪；惟獨爲別的戰鬥者所不解，所誤解，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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