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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4日訊】 安全部門有偽裝成不同面目的據點。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處不起眼的建築。整座樓似乎沒有別人，我被關在二樓一間類似招待所標準間的房子進行審問。開始我並沒覺得事情有多嚴重。雖然我復印的文件名義屬於秘密，但實際上在許多機關誰都能看。何況我又不是為出賣情報，而是研究如何解決新疆問題。不過我在開始沒說復印文件的目的是為研究，也沒有扯出Q的課題組。我想盡量自己承擔，少別牽扯別人。雖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況時我可以說課題組，但我打著作協會員的身份，拿著作協介紹信，扯出個課題組反而容易使事情復雜化。於是我隻說是為寫書來收集材料。
關於復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瞞下來，就告訴審問者我先是持作協介紹信去兵團宣傳部聯系，由兵團宣傳部介紹給J，因此J借給我那本文件匯編不應該有責任。如果有什麼問題，完全在我。
後來我發現寫書的說法和承攬復印文件的責任都是他們需要的。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就可以被扣上確定無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審判的法律根據（這是一種進步，至少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無所顧忌）。而復印文件的目的是寫書，那就有了盜竊情報換取金錢（通過寫書）的邏輯關系。不過這種邏輯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們的審訊手法除了在開始急於確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審訊有法律依據外，進一步的審問都是以迂回方式進行，不會讓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邏輯與目標，因為那樣就可能讓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們花了那麼大力氣，不應該僅是為了辦一個復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魚，最好不是一條，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讓我在拘傳文件上簽字時開始意識到事情嚴重程度的。拘傳文件的發出單位一欄寫的是“哈密地區國安處反間諜支隊”。這使我陷入深思。我當然不是間諜，然而事實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共產黨制造過無數冤案，從來不看事實，而是需要。1999年被當局視為“大事之年”，接踵而來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關口，當局對這一年會不會出事心懷緊張，層層布置嚴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黨骨幹，還有施濱海、方覺被捕，彭明“中發聯”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沒有把這些事串起來看，一旦自己身臨其境才開始猜想，我會不會也是當局為安渡“大事之年”棋盤上的一顆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識界與我類似的人不要亂說亂動？判我入獄不僅是對“現行”活動的警告，還可以傳達秋後算帳的威脅──就算《黃禍》已過多年，仍然逃不了應有的懲罰！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蹤我的那輛日本越野車押回烏魯木齊，關進新疆安全廳的一個秘密據點。那是外表看上去類似居民樓一樣的建築，但是鐵門緊閉，進出復雜。我被帶進其中一個單元，楊科長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張紙向我朗讀，宣布對我實施“監視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單元房內的一小間，鐵欄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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