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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3日訊】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
一、政黨與現代政治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產物。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產生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的英國，其雛形是輝格黨與托利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才逐漸演變成頁正意義上的政黨，即保守黨與自由黨。美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議會中出現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的不同政治派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演變成民主黨和共和黨。
政黨在現代的出現，以及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現代政治的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在現代社會中，政治是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在傳統社會中，政治往往是與經濟、社會、軍事混合在一起的。在現代社會中，伴隨社會結構分化的過程，政治慢慢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領域。同時，也就出現了專門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政黨就是這些專門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的組合。第二，現代政治是以利益的分化為背景的。階級、階層、利益群體，都是現社會利益分化的結果。政治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不同群體利益的表達和追逐。而政黨，就是這種利益表達的組織形式。第三，現代政治博奕的新形式。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是，承認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群體利益並存的正當性，承認每一個群體都有表達和追逐自己利益的正當權利。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允許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並且不試圖用一種力量代替其他力量的存在。政黨政治，就是不同利益以其代表進行博奕的制度化形式。
政黨在現代政治中的作用，突出表現在： 1、利益及要求的凝聚。即使是在每個階級、階層或利益群體的內部，不同成員的具體利益以及對利益的要求，也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群體內部不同成員的利益，也會呈現相當的離散狀態。而對利益的表達，由於利益本身的差異，由於不同成員對利益的不同理解，由於人們所具有的不同信仰，其利益的表達就會更為散亂。政黨的作用之一，就是對其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進行凝聚和整合。在革命的背景下，這種凝聚和整合是進行革命動員的基礎;在常規狀態下，經過凝聚和整合的要求，可以具有更高的可處理性，更接近於決策的技術性要求。否則，離散的利益和散亂的表達，不但不利於群體對利益的追逐，更不利於社會對這些要求進行有效的處理。
2、清晰、貝體地進行利益表達:以遊行、示威、罷工等方式，來自發地表達自己的利益，是一種成本大、收益低的初級利益表達。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街頭政治的形式。而由政黨來專門化職業化地來從事利益的表達，不僅使得整個社會中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成為一種更為有序的活動，而且對於想追逐自己利益的群體來說，也更為有效。因為，職業化的政黨不僅在這力面擁有豐富的經驗，而且具有許多獨特的條件，如宣傳工具等。因此，在現代社會中，通過政黨的作用，使利益表達成為一種職業化、專業化的活動。
3、訴諸不同的形式進行利益的抗爭。利益凝聚和表達的目的，是對利益的追逐和爭取。在這個環節上，政黨往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時期，政黨成為革命的核心力量。通過革命的形式，對社會進行根本的改造，以重組社會的利益格局。在常規化的時期，政黨則採取更為多種多樣的方式，進行利益的抗爭，如在議會中的鬥爭等。
4、作為現代政治活動的主要行動者，政黨通過提出獨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設計，來推進自己政治理想的實現。
二、革命黨與執政黨
革命是指對整個社會的根本性改造過程。革命不同於叛亂、造反和政變。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雖然 “革命”一詞源遠流長，但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革命，肇始於法國大革命。
在(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中，政黨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政黨，往往是革命的發動者;政黨，往往是革命的組織者;政黨，更是革命意識形態的創造和傳播者;而對立的政黨，也通常是反對革命的核心。因此，在革命時期，更會將政黨推向前台。但是，革命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社會改造，不僅是要摧毀一個舊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更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因此，在革命的最後結局中，作為最終勝利者的政黨，往往會成為新建立的社會中的首任執政者。
正因為如此，在革命勝利後，作為勝利者的政黨，面臨著一個如何從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問題。也就是如何從舊制度的顛覆者轉變為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 一般而言，無論何種革命，在革命後都會出現一個 “熱月反動”的過程。 “熱月反動(編按：熱月反動是指一七九二年七月即熱月推翻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恐怖專變的政變丫的 過程實際土是一個恢復理性和秩序的過程。革命是一個充滿激情、浪漫主義和行為的非常規化的過程。在革命過程中，舊的秩序甚至價值會被摧毀。但正常的社會生活不可能長時間地沒有秩序和理性。 “熱月反動”一般會直接涉及如下的內容。一是創建秩序。在革命之後，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規則會被重新制定出來，其中有些規則在表面上與革命前的規則沒有甚麼太大的不同。二是科層制的恢復。實際土是創新建立一套等級式的組織管理結構。三是社會生活的常規化。從某種意義土來說， “熱月反動”也是社會生活的常規化的過程。
與社會生活常規化相伴隨的，就是革命黨向執黨轉變的過程。但這個過程，要比社會生活常規化更不容易。因為，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並不僅僅是一種觀念的轉變，也不僅僅是工作力法的轉變，更重要的是一種體制的轉換(黨內與黨外兩種體制)。這是因為，在革命黨與執政黨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重要差別。這些差別主要表現在:從直接目標上說，革命黨的目標是顛覆舊的制度，並奪取政權;執政黨的目標則是建立新的政體，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並利用政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從行動哲學來說，革命黨奉行 “鬥爭哲學”、凡有利於奪取政權和破壞舊的社會秩序的一切矛盾和鬥爭，總是全力擴大，去激化;執政黨則主張和平穩定，凡不利於鞏固政權和建設經濟的一切矛盾和鬥爭，總是全力去去緩和化解。從活動方式上說，革命黨為達到目的，大多採取隱蔽鬥爭、武裝對抗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動員;執政黨使用的則是合法、和平的方式，需要通過協調、對話、妥協，來平衡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從社會基礎上說，革命黨多半紮根於特定的社會不滿階層，代表一個特定的階級，體現他們的意志，實現他們的理想;執政黨則力求平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利益，反映他們的願望，實現他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政體中的位置不同，革命黨將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綱領面向人民，把群眾政治運動作為完成一切重大任務的基本手段，直接干預國家事務;執政黨則努力把自己的主張通過民主立法變成國家意志，然後按照法定程序逐級貫徹，兀國家權力範圍內的事，由國家討論決定。也就是說，革命黨為動員社會衝突，必須建構一套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以此對抗乃至瓦解執政者的法律體系;執政黨則承擔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職資，儘管也有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但仍必須維護法律、依法辦事。
三、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中蘇之間的過程比較
從歷史土來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過程，在無產階級政黨那裡，來得要比資產階級政黨更為困難。其中一個基本原因，是兩種政黨的目標存在重大差異。資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目標，一般比較有限而具體。當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建立之後，革命的基本任務即告完成。沒有解決的問題，訴諸日常的常規化的運作。而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目標，更其有一攬子、根本性和烏托邦色彩。因此，新政權的建立，往往不是革命的終點，而是新的社會改造的起點。因而，未盡的革命的使命感，使得無產階級政黨難以超越革命的情結。
但即使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這種轉變也有很大差異。以中國和蘇聯為例，申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遠比蘇聯更為緩慢。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蘇聯很快進入 “熱月反動”的恢復理性的時期。其標誌就是列寧的 “新經濟政策”實行。最明顯地表現在，將經濟建設作為黨和社會申心任務，建立適應經濟發展的新經濟體制;重新建立社會的等級秩序，特別是賦予技術官僚和知識份子以較高的社會地位;建立等級制的科層管理體制，在企業中實行 “一長制”;放棄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設立各種 “物質刺激”的激勵機制(上述內容，曾長期被我們稱為修正主義)等等。儘管由於戰爭因素，其中的一些方面出現波折甚至反復(如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但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框架一直堅持下來(如果將蘇聯的大清洗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比較，也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的階級鬥爭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而蘇聯的大清洗是通過專門的專政機關進行的。這種差別，也可以使我們看到兩個社會不同的運作機制的存在)
而在中國，社會生活常規化的過程則要曲折得多。 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經濟建設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關注點，同時學習蘇聯的方式，制定比較詳盡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在基層社會中建立健全各種基層社會組織等等。社會中似乎開始出現常規化的跡象。但沒有多長時間，其申的許多做法開始受到批判。以黨代政，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不必要地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嚴格的經濟發展計劃經濟被棄置一邊，轉而採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動經濟建設：正當的規章制度被當做束縛群眾的伽鎖加以廢除，對群眾的首創精神加以絕對化;提出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並以廢除資產階級法權為名，制止正常的社會等級秩序的形成;農業合作化速度加快，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開始出現;最後發展到大躍進的社會狂熱，並由此導致嚴重的社會災難。按著，是眾所周知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特別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縱觀整個過程，可以發現，其中許多 “革命”的內容，是以革命後應當恢復的理性和秩序為目標的。而在這個過程申，中國共產黨仍然將自己定位於一個革命的推動者，而不是社會的管理者。
二十年的改革實踐，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這種轉變的過程包括，放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政治理念，提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黨政分開，重構黨政關係的制度框架，特別是明確了黨要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結束黨的領袖終身制，嘗試新的、制度化的領導人更替方式;探索黨內民主的新方式，以及民主決策的新方式;倡導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政治理念等等。到了黨的十五大，江總書記更明確提出，要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且指出，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對於進一步明確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明確黨發揮領導作用的方式，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樣的一個轉變過程還遠遠沒有完成。一些關於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所涉及的重大理論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一些新的政治理念還停留在原則上面，而缺乏具體的制度安排;已有的一些初步轉變，不但本身需要進一步完善，同時也需要其他相應制度和措施的配套。因此，我們還需在 “依法治國”、 “建設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指引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等各個力面，實實在在地完成體制上的真正轉變。
四、從革命黨向執政寅轉變要解決的幾個理論問題
政黨與國家的關係，政黨與社會的關係，在中國有著明顯的特殊性。因此，完全照搬國外的現成模式，顯然是不恰當的。因此，在申國目前現實的條件下，如何完成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有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需要解決。
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決不僅僅是黨自身轉變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建立起來的。這種獨特的歷史背景，加之一九四九年後建立的獨特經濟社會制度，造就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獨特的地位與作用。而當時的幾乎所有政治體制，都是圍繞黨的這種獨特地位和作用安排的。因此，要實現黨本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必然涉及到廣泛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有這樣的幾個問題，是尤其值得注意和討論的。
1，黨在政治生活和政治體制中的定位問題
無論從是歷史的角度說，還是從現實的具體條看，中國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實行西方的那種多黨制。因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獨特領導作用，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下去。這並不說，黨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在政治體制中的定位問題，就已經解決了。而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方面關係就無法理順。從宏觀的角度說，黨與人大、黨與國務院、黨與政協的關係，一百處於一種理論上無法徹底解釋的狀態。比如說，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那麼，黨與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 國家的最重要的決策，要經過何種制度化的程序？在微觀的層面來說，在企業和其他單位中，黨的組織機構與管理者究竟是甚麼關係？ 這都需要通過對黨在政治社會生活以及政治體制中的定位來解決。
黨的定位問題，直接關涉到黨執政約合法性基礎。每每聽到有人攻擊:黨憑甚麼壟斷國家權力？黨憑甚麼執政？對於這樣的問題，都需要有理論和法理上的論證與說明。在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黨執政約合法性是建立在民眾感情和認同的基礎上。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我們代表人民，打倒了敵人，人民擁護我們。這確切地說明了建國初期我黨執政的合法性來源，盡管當時的國家權力不是人民選舉而是黨安排，但他們仍然擁護共產黨。但黨執政的合法性，不可能長久地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應當重新確立它的法理基礎。事實上，如果繼續強調上述基礎，對於我們黨自身都是不利的。因為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現在我們黨受到人民內心的擁護的程度比建國初期甚至比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大大降低，用西方世界的語一日來說，就是支持率的下降，這是對黨執政法性的消極否定。黨不能繼續靠當年的功績來維持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動輒就說，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或者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這話不能用來為執政的合法性辯護。因為在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說是歷史的選擇，歷代君王都曾經是歷史的選擇。可見，光有歷史的選擇”還不行，還必須有現實的重新選擇”： 如果不能滿足人民新的利益要求，歷史的選擇”必將受到現實選擇﹂的挑戰。
一般而言，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有三種。一是民眾的“報恩”與認同。如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黨的合法性就來源於此。但這樣的合法性基礎是不能長久的。二是績效型的合法性。也就是通過自己的政績獲得人民的認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黨原來合法性基礎受到嚴重損害，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賦予了黨以一種新的合法性基礎。在蘇東發生巨變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地維持了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此。但這樣約合法性基礎，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是缺乏說服力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因為，別人可以說，我可以幹得比你更好？正因為如此，克林頓並不能用他執政八年來的經濟增長的業績，來說我還要繼續幹下去，或民主黨還得繼續幹下去。這就涉及到第三種合法性的來源，即法理的來源。也就是說，是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賦予執政者以合法性。
當然，上面只是就合法性的理論而言。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我們黨不可能完全放棄第一和第二種合法性基礎，而完全轉向第二一種合法性基礎。但我們同時也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合法性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還面臨著建立自己約合法性基礎的問題。不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對黨的長期生存和地位是不利的。
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覺得需要從以下幾方面來強化黨的合法性基礎。一是積極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前中國社會還處於剛剛脫離溫飽進入小康的時期，在一些地方溫飽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在污-迫樣的情況下，群眾的要求並不高，關心的問題也比較單一。這就是經濟發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問題。經濟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黨的績效合法性基礎就會加強。二是改善黨的領導方式，繼續從一些不重要的社會生活領域退出，建立社會生活的自主性。對於暫時還無法退出的領域，也要從根本上改變領導或管理方式，尤其是要從具體的日常管理中退出來。包括在企業當中。有人曾經對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國的君主制進行過比較研究。結果發現，日本天皇的地位要比中國的皇帝更穩定。原因就在於，天皇遠離日常事務的管理，不要社會管理的 “功”，自然也就不承擔發生問題的 “過”。而中國的皇帝，則介入日常管理，不但 “功”有其份，過也難辭其咎。第三，加強反腐敗的工作，強化自己的道德形象。有人以為現代政治就是以法理為基礎的，道德是不重要的。這是不對的。英國王室的道德形象就是人們議論的政治話題之一。應當看到，由於近年來腐敗成風，黨的道德形象已經受到嚴重損害。如果不能在反腐敗的問題上取得實效，黨的道德基礎就會喪失，但反腐敗不是靠運動的方式就可以解決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設與創新。第四，適時推進國家體制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為創造自己的法理基礎做準備。經濟上不去時，人民處於絕對平均所帶來的絕對貧困，老是空喊政治口號，他們不滿意：經濟上去了，生活改善了，政治上沒有民主同樣不滿意，甚至更加不滿意，這是辯證的。目他們暫時忙於數鈔票而不爭民主，不等於若干年後不來爭。而且，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遲早也要轉到法理的基礎土來。如果我們不事先做好準備，到時候就會發生問題。因此，現在就必須是以積極的態度來推進國家體制的法制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過程。
2、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和代表性問題
如前所述，政黨的基礎是所代表的社會利益與社會力量。按照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也說是說，其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但這樣的表述，在執政時期，就面臨著一個重要的理論邏輯問題，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現實矛盾。首先，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原來的生產關係已不復存在，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工人階級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對立面。工人階級作為產業大軍，已成了國家顧僱員，而不再是甚麼被壓迫、被剝削、被損害的階級了。其次，在中國社會中缺乏代表其他階級階級利益政黨的情況下，其他階層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力量由誰來代表？而一個政黨如果不明確自己的社會基礎，不知道自己是代表誰的利益，誰是自己要依靠的社會力量，就會出現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上的問題。
這裡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代表誰的問題，一個是依靠誰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先說代表誰的問題。 “三個代表”的理論，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清楚的閩述和界定，即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的。這樣的表述，從表面上來看是與現代政治理念相悖的。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一個政黨所代表的都是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即使一個政黨成為執政黨，也只能說他組成的政府是代表全體國民的，而政黨所代表的利益仍然是局部的。而且，當說一個政黨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的時候，就會造成一種危險:既然全體人民的利益可以由一個政黨來代表，人民也就沒有了自己表達利益的理由。但在另一個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社會現實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獨特地位，中國像樣的代表某一群體利益政黨的現實，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對自己做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定位。這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現實問題。
問題是，甚麼是代表？如何代表？通過甚麼樣的制度和機制來代表？我覺得，應當將代表更多地理解成協調和平衡的含義。也許有人會說，為甚麼不強調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強調協調和平衡？其實，兩種強調本身是有重要差異的。代表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當然是不錯的。但這樣的提法又是很虛的，很難操作化。強調協調和平衡，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考慮：伴隨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伴隨市場化的進程，我國社會結構和利益的分化會不斷加劇。這些利益都是正當的，但往往又是互相矛盾和衝突的。作為一個執政黨來說，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要面對的，經常要處理的，就是如何協調和處理這些利益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要考慮甚麼是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如何代表這些根本利益。對於這些不同利益的協調，通常是採取制定和實施各種社會政策的方式來進行。更重要的是，在執政的過程中，要形成一套成熟的社會機制，使得社會有能力常規性地處理這些問題。使其中的絕大多數問題，不至於引起激烈的社會衝突，不至於釀成嚴重的社會危機，並由此推動社會的進步，應當說，在這方面，我們還不很善於處理這樣的問題，特別是缺少常規化地虛理這些問題的機制。當衝突發生的時候，我們過於敏感而緊張。
其次，是依靠誰的問題。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也只能是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管理這個社會的時候，在推動這個社會前進的時候，就不對其中的一些社會力量給予特殊的重視和強調。我們的黨章開宗明義： “申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選擇，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選擇的完全正確。但革命勝利後，尤其是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新時期以後，階級狀況和階級關係已發生重大變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體係內，工人階級之所以是先進的，是因為它在這個生產關係體系內處在被壓迫、剝削的地位，是這個生產關係的體系的否定力量，資產階級是這個生產關係體系肯定力量。對於革命來說，舊社會的否定力量就是先進力量，否定得越堅決、越徹底，就越先進。
然而，特別是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社會力量構成由暴力、財富向知識轉移的今天，知識份子已成為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主力軍。黨本來應該重新審視和調整自己的主要依靠對象和賴以存在的階級基礎。但是，由於長期的閉關鎖國，加上建國後三十年一直是左的錯誤思想指導，我們黨總認為，如果改變對工人階級的看法和說法，會損害自己的 “道統”，有放棄革命的旗幟之嫌。似乎只有繼續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才有資格把革命進行到底。當馬克思想像革命勝利後，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把社會全部生產資料奪到國家手裡，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就到來了，這個革命過程非常短暫，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現在我們才知道，至少在不發達國家，從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其間不知道要經過多少階段。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工人階級怎麼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階級性，從而保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呢？工人階級一經成為國有企業的職工，它同農民、知識份子以及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同共產黨的關係已無原則區別。
所謂代表先進坐產力的發展要求，實際上就是代表掌握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和階層的發展要求。在革命時期，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發展要求。土改，從地主階級那裡沒收來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家的私有企業變成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國有企業。今天，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和掌握先進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先進生產力的人，首先是科學技術人員和企業家的發展要求。科技人員和企業家是人格化的先進生產力。掌握了先進科學技術的人，要求把他們的創造發明、聰明才智轉化為生產力，並推向市場;掌握了由先進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家，要求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擴大自己的企業規模。黨要成為他們的發展要求的代表，必須用政策法規為科技人員、企業家，以及形成先進生產力的一切個人與群眾服務。比如，要制訂鼓勵科學技術發展和科技人員創業的政策與法律;比如，要制訂鼓勵企業家不斷提升自己的產業領域科技水平的政策與法律。尤其財稅、金融等方面保護先進，淘汰落後;再比如，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繼續調整和完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等等。
為甚麼首先要強調科學技術人員和企業家？原因在於，最關心科學技術的發展的，是掌握科學技術的科技人員，而不是一般的工人和農民：最關心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是各類企業家、經理人員和白領們，而不是一般的職工和藍領。科學技術人員在生產資料方面的創造發明，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包括在最熱門的信息技術、生物工程、超導材料等方面的創造發明，從根本上決定了生產力的先進水平。企業家們在市場上發揮他們掌握的先進生產力去競爭，從根本上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質量和速度。
3，需要學會以社會約方式治理社會
在現代社會中，統治的含義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正在由過去簡單的軍事、政治統治轉變為社會治理。世界銀行一九九二年年度報告的標題就是 “治理與發展”(Gover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出了一個名為 “治理”(Governance) 的專號。聯合國有關機構還成立了一個 “全球治理委員會”，並出版了日份名為《全球治理》的雜誌 (Global Governance)。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羅森瑙(J.Rosenau)代表作之一就是 “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的治理也在相當程度土是以社會的方式實現的。當時起這個作用的，就是貴族和士紳。貴族和士紳，既是國家與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中介，又是基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治理者。在日常生活中，皇權和職業官僚系統並不鼓勵甚至限制其下層官員介入鄉裡的日常生活，這就使基層社會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性。而這個中間階層的衰落，往往也就是社會危機的開始。晚清時期，就是因為這個階層的衰落和最終消失，釀成政治解體與社會解組的雙重危機。
要實現以社會的方式治理社會，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積極培植社會的中間階。這個階層，就是 “中等收入階層中產階級”的前身。甚麼是中產階級？一般的概念是把收入為其衡量的首要標準，再以收入劃定職業領域。概言之，中產階級就是代表那些有穩定的收入，有殷實的家業，有嫻熟的技能，有良好的教育約那批人。他們是革命的隔離帶，是國家穩定的基礎，是執政黨長治久安的需要。
我國的中產階級尚在形成之中，一是人數尚少，二是還沒有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有人攻擊黨現在不代表窮人和沒有文化的人，而代表富人和有知識的人了。這些人頭腦裡想的只是大寫的 “革命”，卻忘記了革命究竟為甚麼？現在富起來的人，有知識的人，正是在革命勝利後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長起來的，是革命的社會成果，黨為甚麼不能代表他們？如果一富起來，一有知識，黨就得疏遠他們，將來我們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後，黨還能代表誰呢@@’何況黨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把處在貧困狀態的人解救出來，讓他們向中等收入階層過渡。沒有文化的人，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也正在變得有文化。我們常說工人階級先鋒隊，先鋒在哪兒？正是要領導工人階級率先富裕並帶動全社會共同富裕，先鋒隊的先進性正體現於此。工農大眾生活水平與文化素質都上去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算完成了。說到代表富人和有知識的人，現在還代表得很不夠，對他們還有很多不必要的限制。中產階級是由各階級、階層中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人，以及通過努力學習、刻苦鑽研而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構成的。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各類骨幹精英。中產階級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形象，他們的貝體構成，以及他們的共同性、願望和利益，都需要認真研究。這些奉公守法的專業戶，勤勞致富的實業家，發明專利的科學家，獨擋一面的學者專家，精明強幹的公務員，業務嫻熟的高級管理人員，正是我黨應該扶持的良性中等收入階層。他們遵守法律、強調秩序、關注公德、支持改革。與我們黨當前的利益相一致，是民主與法制的具體化。小平同志說，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但沒說讓哪一部份人富起來，結果先富起來的是通過非常手段暴富起來的官商特殊利益集團，為甚麼？正是因為我們漏洞甚多的政治體制與市場機制。隨著市場的成熟，法制的健全，他們終會被淘汰出去，良性的、先進的中等收入階層正在迅速形成之中。
二是要大力推進基層的自治。近些年來，我們在推進農村基層自治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績。農村的這種基層自治制度還應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同時，在城市中，應當大力推進以社區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社區自治。在這方面，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經進行了多年的探索，並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
4、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創立和完善現代政治體制構架
我們要建立權力監督與平衡機制，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公共生活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框架。比如，選舉制。這是黨內生活民主化的根本一環，抓住這一環的關鍵，是落實差額選舉。應從基層黨代會開始，實行層層差額選舉，百至全國黨代會。革命黨的合法性，來自於武裝革命的戰場勝利，執政黨的合法性，首先來自於黨內民主選舉，再比如，彈刻制。彈刻制的程序可參考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審慎制定。即可以制度性敏動司法程序，更換違法領導者。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更高更深層次上的制度創新，如黨內民主集中制制度化的問題，如黨對 “階級”的重新認定問題：如黨政關係的重新定位問題;如所有制待遇問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問題：如司法制度與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問題：如黨的政治紀檢法制化的問題;如黨的新聞監督制度建立的問題等等。這裡不一一展開了。
這裡需要解決的一個埋論問題，就是專政與法治的關係。
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革命過程中用暴力為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建國後，我們背離了馬克思關於專政的原理，出現了諸多失誤，這主要是受列寧影響。列寧對專政的定義是， “專政是百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無法無天的暴力。這樣，列寧就把專政與民主法制完全對立起來了。那時，專政由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百接實行，他們享有無產階級民主。可進入和平時期，專政由代議制國家來實行時，如果這個專政還是否定選舉，否定法律，不顧多數人的意志、一味憑暴力行事，那麼，這個代議制國家只能從有虛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決無民主可言，這樣的國家也不能是一個法治國家。因此說，列寧與毛主席所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與馬克思的看法大相徑庭。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詳細地敘述了巴黎公社的各項民主原則和法制措施。在他看來，不受法律約束地使用暴力，只能在非常時期;一旦進入平常時期，就只能以民主和法制的形式來進行統治。巴黎公社成立以後，事實上還是在非常時期，但巴黎工人都就以民主和法制進行統治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從中總結出了把專政與民主結合起來的形式。我們一九五四年就制定了憲法，而且不斷地提倡 “發揚民主”。但是，不管憲法也好，法律也好，發揚民主也好，一旦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被統統拋置腦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專政是指國家的階級性質，是國體。而統治階級怎樣去組織統治，這是政體。把專政說成既是專政又是民主，就等於是說既是國體又是政體，這就把理論概念混淆了。理論上的混亂在實踐上必然造成禍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方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又強調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如果說專政就是是無法無天的暴力，我們這樣 “兩手”是自柑矛盾的。我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死亡三千萬，文革時死亡幾百萬，但從人口質量上看，幾乎葬送了中華歷經風雨而釀造出的大部份現代化智力與精神資源。世界歷史上，甚至俄國，也沒似我們一樣，僅為革命黨沒能及時轉變，被好好 “專政”了一下，就付出如此慘痛的民族代價。至今思來，仍扼腕長嘆。
要擺脫理論上的混亂，唯一的出路，是回到馬克思主義正確道路上來。分清無產階級專政的非常時期和平常時期，分清國體與政體、專政與民主。所幸，經過幾十年的混亂與矛盾，江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說： “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是人民奮鬥的成果和歷史的選擇……”把人民民主專政看作國體，而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政體相區別、相聯系，這是回到馬克思專政概念的表現，這也是從人治回到法治的最大的體現。
可能有人會問我，怎麼只講專政與法治的區別，而不講自由與民主的區別？自由約實現和民主的實現一樣，都是有條件的，因而需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長短，取決於國家的國情需要、人民素質的程度，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水平、外部安全環境的影響等等。我們一方面必須充分肯定民主自由的價佰，盡一切可能去實現這些政治和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又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有秩序地去實現它們，而不能陷入無序狀態，以免適得其反。貶低和否定民主自由的觀點，不利於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把發展民主自由看作可以不顧條件而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利於這個轉變。這是我們在民主自由問題上必須把握的尺度。
三、革命黨向執黨轉變的緊迫性
內部的挑戰與外部的壓力迫使我們思考這一轉變，思想的混亂與制度的危機迫使我們加速這一改革。解決好革命黨向執黨的轉變問題，已經歷史性地落到了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肩上。
從國際而言，二十一世紀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主要是制度建設上的競爭。這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有許多歷史機遇，這種機遇不會重復出現。用經濟發展來支持現行政治體制，不可能長期堅持。通過對資金和勞動力自由流動，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差別待遇、法律對公平競爭保護等幾個方面的分析，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只有百分五十左右。與此同時，我們政治體制改革似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西力敵對勢力已將和平演變我們政治制度的希望，寄托於乏TO以後的國際經濟壓力。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反華陣營，已逐步對華實行軍事外交的遏制圍堵戰略。我們如不率先從內部進行制度的創新，一旦外部經濟衝擊來臨，有可能引發制度性危機，從而使我們在民族利益與社會穩定上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
更嚴峻的挑戰還來自內部。遲遲完不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給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中國共產黨本來產生於知識份子階層，但可悲的是，自建黨後，我們採取的經視精英階層，重視 “大老粗”的民粹主義，黨內的知識份子幹部不斷被擠到體制的邊緣，黨內外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份子階層常成為革命對象，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含量、文化含量不斷下降，長時期的全局性左傾路線的運行，使整個社會蔑視知識、蔑視文化，使中國的文化轉型、社會轉型喪失了寶貴的三十年光陰，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蒙受巨大損失。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與各國共產黨人不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都信仰過無政府主義。這種 “叛逆基因”在文革時得到充分體現。知識產生理智，愚昧培育暴力。當執政黨迫切需要從戰時革命體制轉變為和平執政體制時，我強烈感到許多不安全的動亂因素正在醞釀、發酵之中。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理論上遲遲沒有創新，任何社會公正失衡、政府官員的腐敗都會激變各種 “革命力量”，從而將 “革命”指向革命黨本身。趁著甲國大陸近年內暫無挑戰我們黨的強大政治力量，暫時不會出現大的動盪與執政危機，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盡快出台，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應該盡快完成。現在，我們面臨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局面，不能迷信強制性的行政手段，要盡可能將改革提速，讓改革走在革命的前頭，才能防止革命從身後趕上並撲倒改革。革命必須防止，改良仍還不夠，要將兩者融合，變為快速改革，才能化解危機，長治久安。
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一是要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二是要抵制思想僵化的新老左派的攻擊。小平同志曾說:要注意反右，但更要注意反左。為甚麼？ 因為 “左”比 “右”忠誠， “左”比”右”更安全，能帶來實際益，這已漸成官場內外的共識，寧左勿右發展到今已經不是信仰偏差，是一種精神利益投機。次次運動，陳陳相因，黨風不正，以此為最。怎麼辦？也只好硬著頭皮，集中智慧，繼續大膽地改革下去。
無論怎樣轉變和改革，有五條原則必須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堅持一黨執政下的黨內民主，絕不搞多黨制;第二，只能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絕不能搞西方的． “三權分立”;第三，只能加強新聞輿論監督，絕不能搞新聞自由(也不能搞 “新聞嚴控J)-第四，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軍隊現代化改革，而不能搞軍隊國家化;第五，只能堅持相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能搞全民公決與全民普選。
我們所講的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法治官，而不是單單依法治民，共產黨是憲法範圍內的執政黨，黨內的各級官員自然要花憲法範圍內依法活動，必先正己才能正人，先從黨內做起，這是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第一個步驟。
二十年前，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 “執政黨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二十年後，江總書記提出了 “三個代表”、 “依法治國”這八個大字，從理論與治國方略上回答了這一間題，從此開創了黨的建設，國家政權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的新階段。
政治體制改革，即是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而不是政治民主化)，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正是這一改革的關鍵。只有弄清楚了革命黨與執政黨的區別，才能理順執政黨與政權的關係，才能規範政權申政府、議會、司法三者問的關係，才能界定政府與社會，企業問的關係。
我們需要的，正是今天這麼一個良機，我們採取的，正是這麼一套步驟，我們盼望的，正是這麼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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