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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
說來難以置信，一種信仰已經無人信奉，卻仍然堂而皇之地被公開標榜，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奇迹，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千古奇觀。任憑黨章定爲”指導思想”，憲法封爲”四項原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已經毫無魅力，就是在企圖勉強維持馬列意識形態體面的黨政幹部中，也完全失去了信仰，更不用說青年知識群體和普通群衆了。這樣荒謬的理論危機，實際上是比黨政幹部普遍貪腐的危機更加深重的精神凶兆，是共産主義氣數已盡的死亡象徵。
然而，共産主義精神雖死，鉗制反抗意識形態的禁錮卻沒有放鬆，困獸猶鬥，連一點異端的萌芽也不能容忍。因此棄舊圖新，突破藩籬的哲學新思維在國內仍然難以起步，哲學饑渴卻成爲中國不同政見運動在海內外的共同興奮點。因爲中國大陸的政治教育長期強調基礎理論，言必稱馬列毛，一旦脫離慣常軌道，反而覺得”靈魂飄蕩”（劉再複先生語），無所依傍。尤其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流亡知識份子中，倒還有若干位勤奮的探索者，例如批評家高寒、法學家郭羅基，乃至作家劉賓雁，一如既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而准官方的李澤厚則表示他的哲學是所謂後馬克思主義。他們的哲學信仰應當得到我們的尊重。
近來在互聯網上公開出現的、徐水良先生的雜論數則，以及關於民主自由、關於文藝的論述，開門見山，公然亮出反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定義爲經濟唯物主義，定義爲資本主義經濟異化社會的産物，而他自己的理論則立足在新人文主義的基礎上，不以單純的經濟爲本，而主張以人爲本，建立在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爲中心的傳統之上。
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們接受的教育和宣傳，都是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待人接物的時候，我們未必就會按照這些教條去行事，可是一遇到什麽理論爭議或思想問題，常常就會不由自主地進入什麽”一分爲二”、”經濟基儲上層建築”之類的框框之中去推展思路。徐先生的理論卻已經突破了上述教條的重圍，例如他說：從總體上說，自由民主不是經濟的上層建築，恰恰相反，自由、民主（或專制）正是經濟發展（或停滯）的社會基礎。而經濟，也恰恰不是基礎，而是由科學技術（科技基礎），和自由（社會基礎）、民主（或專制，政治基礎），共同作用産生的結果。
要理解他的這句話，必須瞭解新人本主義的基礎理論。不是生産力和經濟，而是人類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人類社會。馬列毛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一定時期的非本質的現象，階級鬥爭、階級性，把它們強調到超越一切，便否定了人類共同的社會屬性。其實共同的人性、人類之愛，道德、知識、文明、進步、人權、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在歷史前進中取得的最寶貴的東西，而被毛澤東稱爲階級産物的戰爭等等，恰恰是人類原始野蠻的産物，在原始社會發生得最多、最頻繁，它將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消亡。國家也不是馬列所說的那樣，是階級組織，恰恰相反，是全社會的、排他的、唯一的代表。法律也不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而是代表全社會的國家意志。國家和法往往由不同的階級佔優勢罷了。國家越民主，越是代表全社會；國家越專制，越是偏向某一階級、集團，甚至個人。
關於現代化，徐先生指出，許多民運人士爲所有制、爲共産主義公有制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爭吵不休，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絕對對立起來，因爲他們都站在生産力和經濟決定論，以經濟爲本的理論中，因此，把所有制提到不應有的高度。而在人本主義看來，所有制不起決定作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對立，沒有絕對意義。根據社會發展需要，應該實行私有制的地方，就實行私有制，應該實行公有制的地方，就實行公有制。因此，我們既反對全盤公有化，也反對全盤私有化。馬克思主義把公有制共産主義推到極端，其實踐的破産，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有人說，共產黨是盲目的革命崇拜症，反對改良，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來個盲目的改良崇拜症，反對革命，跟共產黨一樣極端，殊不知，改良和革命，都是人類的必須。共產黨說馬列主義統一中國，他就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他與共產黨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主張一元化思想專制。中國，只能統一于中國人的民族共性和未來的自由民主前途。蘇東解體，共産主義公有制破産，他們爲了表明與共產黨不同的”新”思想，就主張一切私有化。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學義務教育，必須保持公有制的一定比例，或主體地位，有的人主張教育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這顯然是不對的，實行這個主張，將極大地傷害我們的教育。這也是經濟唯物主義的淺薄主張。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職業教育，適度私有化，是完全必須的。但人本主義堅決反對把一切經濟化、商品化、抹殺人性和人的本體地位的主張，包括反對人（精神的人）的生産和再生産中的全盤私有化，尤其是全盤商品化。而醫療保健等部門的全盤商業化，也決非完全合理。在人本主義看來，人的生産是人類社會最根本最重要的生産，決定其他一切生産的生産；人類的歷史，不是物質生産的歷史，而是人類繁衍和發展的歷史。人本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只重經濟，只關心經濟方面的改善，甚至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或農業之類的國策。經濟是爲人服務的，不能把它當作中心，讓人圍著它轉，而應該使它服從人的生存和發展這個中心。以經濟爲中心，換成老百姓的語言，也就是圍著金錢轉、一切向錢看。人本主義主張在社會各方面均衡發展的條件下，優先發展人本身，優先發展教育、文化、科技。我們要搞現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搞人的現代化。他還指出，人們談到中囯共產黨對國家民族的破壞，主要看到的是”經濟崩潰的邊緣”，實際上，最可怕的是對幾代人的戕害。經濟崩潰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得以恢復，人的精神的創傷和危機，幾代人也難以彌補過來。
徐先生的這些論述，言簡意賅，直入人心，經過文革和六四的人們深有體會。
對於馬列毛的基礎哲學理論，徐水良先生也胸有成竹地進行了批駁。他指出實際和實踐並不相等，不應像毛澤東那樣混淆。毛澤東說”理論來源於實踐”是錯誤的，實踐是人的思想過程和其他意識過程的最後結果，意識在前，實踐在後。意識是客觀實際的結果，而不是實踐的結果。物質生産力不過是人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不過是物化的精神生産力，現代物質生産力，無論是汽車、火車、飛機、電腦、電腦網路，如果抽去其中物化的人類智力和精神因素，不過是廢物一堆。他分析說，先有牛頓發現了牛頓力學的定理，才有了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
徐先生還揭露了毛澤東不懂哲學，偷換概念，以勢嚇人的面目。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都可以是絕對的，毛澤東片面強調一分爲二，實際上是根本不懂哲學。一棵樹內部有不斷生長的過程，有對立和分化的矛盾，可是從發芽生長到死亡，這段時間內，絕對地統一爲一棵樹。徐先生平白的表述使人回想起文革時期對”合二而一”的批判。分合也者，無非是哲學上的方便表述而已，毛澤東以勢壓人，竟將”合二而一”打成反革命的理論。一種哲學描述無端變成了打人的棍子和可以壓人致死的帽子。
地獄烈焰中的結晶
面對史達林、毛澤東式的意識形態控制，絲毫的異端思想都可能立刻招致殺身之禍。所以中國人哲學新思維的每一個判斷，每一分進步，都沾滿了探索者們血淚。跟許多其他的探索者一樣，徐水良先生的文章也是在監獄、勞改農場裏構思、總結或者暗中寫成的，是從地獄的烈焰中淬煉鍛打而成的結晶，如他的落款和題記，例如”寫于溧陽竹簀煤礦勞改隊”或”鎮江第二監獄”。高寒先生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們起初都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示反叛，僅僅是對現實中官方或所謂錯誤路線的理論解釋産生懷疑，繼而發生了對馬克思主義教義本身的懷疑乃至反叛。但是懷疑和反叛都是絕對危險的，張志新、林昭那樣的反抗，最後都招致槍殺的命運。異端是非常艱苦的。監獄、勞改農場、政治身份性失業、管制、留場就業，都是非人的待遇，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工作證、沒有身份證，沒有任何資訊交流手段，與世隔絕，面臨繁重的勞改重活，或者牢房裏的惡劣衛生和共處環境（刑事犯包圍），通常的牢房饑餓，還有不斷的人身侮辱、身份歧視和疲勞轟炸式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洗腦）、自我檢查、認罪等各種強迫灌輸的思想干擾，能夠力排如此的連番干擾已屬不易，還要探索思想的創新就更加難上加難。
經歷過專制迫害的人，深刻反省之後，最懂得寬容和多元的意義。徐水良先生寫道，他自己的信仰當然是新人文主義，可是他決不主張新人文主義的單一意識形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可以有不同的哲學觀念，可以各自固守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真善忍，等等，可以攜手共進。
新人文主義的可貴，在於它斬釘截鐵的反馬列旗號。部分思想探索者繼續拘泥於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能脫離馬列軌道，爲什麽？既然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社會發展階段論、階級專政論、帝國主義論、資本主義掘墓人論等等論斷都有嚴重的缺陷，根本難以經受時間和實踐的檢驗，馬克思主義還有什麽精髓可以固守？在這種情況下，信守唯物論的探索者盡可以向古代的唯物主義先祖認祖歸宗，而沒有必要繼續纏綿滯泥於唯物論的旁支馬克思主義了。
需要指出的是，徐水良先生認爲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國際共産主義的一支”是不正確的。在列寧建立共產黨和後來的共產國際成立以後，社會黨國際（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已經水火不相容。在德國社會民主黨１９５９年綱領頒佈以後，社會黨國際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１９６１年社會民主主義的傑出代表人物、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在頒獎儀式上的講演中鄭重提到自己的思想依憑時說，第一是社會主義，第二是歐洲的基督教傳統文化，第三是人道主義。這裏他已經完全不提以前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頂多只是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歐洲多種社會主義學說之一罷了。他還談到過，納粹時期他流亡北歐，從當地的社會民主黨人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基督教文化等傳統人本思想，給他的教益遠多於馬克思主義。
北京詩人邵燕祥曾經感慨地說，抗戰後、解放前，他作爲大學生之所以選擇擁護共產黨而唾棄國民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共產黨的公開人物具有相當高尚的道德形象，當時國統區紙醉金迷、貪污腐敗，跟解放區傳來的消息，艱苦樸素、勤政愛民，兩相比較，一邊是卑污黑暗的地獄，另一邊是明朗的天空，除了邵先生的這種感慨之外，實際上當時共產黨令人神往的另一特點是它的民主理論也非常明快而堅決，反腐敗反專制毫不含糊。豈但是民主理論，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和哲學理論，例如從延安流傳出去的《論聯合政府》（毛澤東）和《大衆哲學》（艾思奇），傾倒了多少國統區的大中學生和各類知識份子，而實際上，延安的政治迫害已經非常恐怖，只是在解放區以外鮮爲人知，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假民主的方略完全被掩蓋著。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是公開的血腥的，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批判是直言不諱切中時弊的，卻成了掩蓋共產黨本身血腥和專制的擋箭牌。五十多年之後，共產黨的兇殘和腐敗面目已經完全暴露在國人和世界的面前，晚年覺醒的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感慨地說，當年抨擊國民黨專制的民主理論現在剛好拿來批評當今的共產黨。所惜今天反對共產黨貪污腐敗和專制獨裁的民主力量，在道德形象和精神形象上，卻沒有當年的共產黨那樣光彩照人，所幸持不同政見隊伍也缺乏共產黨那一套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的遮醜機制，否則又是一場悲劇。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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