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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8日讯】
说来难以置信，一种信仰已经无人信奉，却仍然堂而皇之地被公开标榜，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奇迹，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千古奇观。任凭党章定为”指导思想”，宪法封为”四项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现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已经毫无魅力，就是在企图勉强维持马列意识形态体面的党政干部中，也完全失去了信仰，更不用说青年知识群体和普通群众了。这样荒谬的理论危机，实际上是比党政干部普遍贪腐的危机更加深重的精神凶兆，是共产主义气数已尽的死亡象征。
然而，共产主义精神虽死，钳制反抗意识形态的禁锢却没有放松，困兽犹斗，连一点异端的萌芽也不能容忍。因此弃旧图新，突破藩篱的哲学新思维在国内仍然难以起步，哲学饥渴却成为中国不同政见运动在海内外的共同兴奋点。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教育长期强调基础理论，言必称马列毛，一旦脱离惯常轨道，反而觉得”灵魂飘荡”（刘再复先生语），无所依傍。尤其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流亡知识份子中，倒还有若干位勤奋的探索者，例如批评家高寒、法学家郭罗基，乃至作家刘宾雁，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准官方的李泽厚则表示他的哲学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哲学信仰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
近来在互联网上公开出现的、徐水良先生的杂论数则，以及关于民主自由、关于文艺的论述，开门见山，公然亮出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经济唯物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社会的产物，而他自己的理论则立足在新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不以单纯的经济为本，而主张以人为本，建立在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之上。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接受的教育和宣传，都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未必就会按照这些教条去行事，可是一遇到什么理论争议或思想问题，常常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什么”一分为二”、”经济基储上层建筑”之类的框框之中去推展思路。徐先生的理论却已经突破了上述教条的重围，例如他说：从总体上说，自由民主不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恰恰相反，自由、民主（或专制）正是经济发展（或停滞）的社会基础。而经济，也恰恰不是基础，而是由科学技术（科技基础），和自由（社会基础）、民主（或专制，政治基础），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要理解他的这句话，必须了解新人本主义的基础理论。不是生产力和经济，而是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决定人类社会。马列毛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一定时期的非本质的现象，阶级斗争、阶级性，把它们强调到超越一切，便否定了人类共同的社会属性。其实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道德、知识、文明、进步、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在历史前进中取得的最宝贵的东西，而被毛泽东称为阶级产物的战争等等，恰恰是人类原始野蛮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发生得最多、最频繁，它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消亡。国家也不是马列所说的那样，是阶级组织，恰恰相反，是全社会的、排他的、唯一的代表。法律也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代表全社会的国家意志。国家和法往往由不同的阶级占优势罢了。国家越民主，越是代表全社会；国家越专制，越是偏向某一阶级、集团，甚至个人。
关于现代化，徐先生指出，许多民运人士为所有制、为共产主义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争吵不休，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绝对对立起来，因为他们都站在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以经济为本的理论中，因此，把所有制提到不应有的高度。而在人本主义看来，所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没有绝对意义。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应该实行私有制的地方，就实行私有制，应该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就实行公有制。因此，我们既反对全盘公有化，也反对全盘私有化。马克思主义把公有制共产主义推到极端，其实践的破产，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有人说，共产党是盲目的革命崇拜症，反对改良，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来个盲目的改良崇拜症，反对革命，跟共产党一样极端，殊不知，改良和革命，都是人类的必须。共产党说马列主义统一中国，他就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与共产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主张一元化思想专制。中国，只能统一于中国人的民族共性和未来的自由民主前途。苏东解体，共产主义公有制破产，他们为了表明与共产党不同的”新”思想，就主张一切私有化。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义务教育，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一定比例，或主体地位，有的人主张教育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这显然是不对的，实行这个主张，将极大地伤害我们的教育。这也是经济唯物主义的浅薄主张。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职业教育，适度私有化，是完全必须的。但人本主义坚决反对把一切经济化、商品化、抹杀人性和人的本体地位的主张，包括反对人（精神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全盘私有化，尤其是全盘商品化。而医疗保健等部门的全盘商业化，也决非完全合理。在人本主义看来，人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最根本最重要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生产；人类的历史，不是物质生产的历史，而是人类繁衍和发展的历史。人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只重经济，只关心经济方面的改善，甚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或农业之类的国策。经济是为人服务的，不能把它当作中心，让人围着它转，而应该使它服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个中心。以经济为中心，换成老百姓的语言，也就是围着金钱转、一切向钱看。人本主义主张在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优先发展人本身，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我们要搞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搞人的现代化。他还指出，人们谈到中囯共产党对国家民族的破坏，主要看到的是”经济崩溃的边缘”，实际上，最可怕的是对几代人的戕害。经济崩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人的精神的创伤和危机，几代人也难以弥补过来。
徐先生的这些论述，言简意赅，直入人心，经过文革和六四的人们深有体会。
对于马列毛的基础哲学理论，徐水良先生也胸有成竹地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实际和实践并不相等，不应像毛泽东那样混淆。毛泽东说”理论来源于实践”是错误的，实践是人的思想过程和其他意识过程的最后结果，意识在前，实践在后。意识是客观实际的结果，而不是实践的结果。物质生产力不过是人类智力和知识的物化，不过是物化的精神生产力，现代物质生产力，无论是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脑网路，如果抽去其中物化的人类智力和精神因素，不过是废物一堆。他分析说，先有牛顿发现了牛顿力学的定理，才有了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
徐先生还揭露了毛泽东不懂哲学，偷换概念，以势吓人的面目。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可以是绝对的，毛泽东片面强调一分为二，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哲学。一棵树内部有不断生长的过程，有对立和分化的矛盾，可是从发芽生长到死亡，这段时间内，绝对地统一为一棵树。徐先生平白的表述使人回想起文革时期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分合也者，无非是哲学上的方便表述而已，毛泽东以势压人，竟将”合二而一”打成反革命的理论。一种哲学描述无端变成了打人的棍子和可以压人致死的帽子。
地狱烈焰中的结晶
面对史达林、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控制，丝毫的异端思想都可能立刻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中国人哲学新思维的每一个判断，每一分进步，都沾满了探索者们血泪。跟许多其他的探索者一样，徐水良先生的文章也是在监狱、劳改农场里构思、总结或者暗中写成的，是从地狱的烈焰中淬炼锻打而成的结晶，如他的落款和题记，例如”写于溧阳竹箦煤矿劳改队”或”镇江第二监狱”。高寒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起初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示反叛，仅仅是对现实中官方或所谓错误路线的理论解释产生怀疑，继而发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教义本身的怀疑乃至反叛。但是怀疑和反叛都是绝对危险的，张志新、林昭那样的反抗，最后都招致枪杀的命运。异端是非常艰苦的。监狱、劳改农场、政治身份性失业、管制、留场就业，都是非人的待遇，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工作证、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资讯交流手段，与世隔绝，面临繁重的劳改重活，或者牢房里的恶劣卫生和共处环境（刑事犯包围），通常的牢房饥饿，还有不断的人身侮辱、身份歧视和疲劳轰炸式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洗脑）、自我检查、认罪等各种强迫灌输的思想干扰，能够力排如此的连番干扰已属不易，还要探索思想的创新就更加难上加难。
经历过专制迫害的人，深刻反省之后，最懂得宽容和多元的意义。徐水良先生写道，他自己的信仰当然是新人文主义，可是他决不主张新人文主义的单一意识形态，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可以有不同的哲学观念，可以各自固守马列主义、三民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真善忍，等等，可以携手共进。
新人文主义的可贵，在于它斩钉截铁的反马列旗号。部分思想探索者继续拘泥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脱离马列轨道，为什么？既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阶段论、阶级专政论、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掘墓人论等等论断都有严重的缺陷，根本难以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精髓可以固守？在这种情况下，信守唯物论的探索者尽可以向古代的唯物主义先祖认祖归宗，而没有必要继续缠绵滞泥于唯物论的旁支马克思主义了。
需要指出的是，徐水良先生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支”是不正确的。在列宁建立共产党和后来的共产国际成立以后，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已经水火不相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５９年纲领颁布以后，社会党国际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６１年社会民主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在颁奖仪式上的讲演中郑重提到自己的思想依凭时说，第一是社会主义，第二是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文化，第三是人道主义。这里他已经完全不提以前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顶多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欧洲多种社会主义学说之一罢了。他还谈到过，纳粹时期他流亡北欧，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基督教文化等传统人本思想，给他的教益远多于马克思主义。
北京诗人邵燕祥曾经感慨地说，抗战后、解放前，他作为大学生之所以选择拥护共产党而唾弃国民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的公开人物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形象，当时国统区纸醉金迷、贪污腐败，跟解放区传来的消息，艰苦朴素、勤政爱民，两相比较，一边是卑污黑暗的地狱，另一边是明朗的天空，除了邵先生的这种感慨之外，实际上当时共产党令人神往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民主理论也非常明快而坚决，反腐败反专制毫不含糊。岂但是民主理论，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哲学理论，例如从延安流传出去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大众哲学》（艾思奇），倾倒了多少国统区的大中学生和各类知识份子，而实际上，延安的政治迫害已经非常恐怖，只是在解放区以外鲜为人知，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假民主的方略完全被掩盖着。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是公开的血腥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判是直言不讳切中时弊的，却成了掩盖共产党本身血腥和专制的挡箭牌。五十多年之后，共产党的凶残和腐败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在国人和世界的面前，晚年觉醒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感慨地说，当年抨击国民党专制的民主理论现在刚好拿来批评当今的共产党。所惜今天反对共产党贪污腐败和专制独裁的民主力量，在道德形象和精神形象上，却没有当年的共产党那样光彩照人，所幸持不同政见队伍也缺乏共产党那一套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的遮丑机制，否则又是一场悲剧。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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