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伍凡: 北京、華盛頓和台北關系的新發展──“一中各表”的球在北京一邊

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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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15日訊】 7月下旬,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問北京,使北京和華盛頓的關系大為緩和並改善。8月上旬,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代表團訪問台北和北京,要求海峽兩岸恢復會談。接著陳水扁在會見美國參議員邦德時表明:一個中國要依“中華民國憲法思維定調,才可能化解兩岸的岐見,而這也是為兩岸政府、人民試圖找到雙方都可接受、對所謂一個中國問題解決最好的答案。”

這是陳水扁自去年5.20總統就職演說以來,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最新的說明,也是陳水扁從“未來一中”向“憲法一中”邁進了一大步。

為什麼陳水扁會向前跨了一大步?

從美國和亞太整個局勢來看,經濟發展速度普遍下降,美國經濟下滑,失業率增加,股票下跌仍未見底。

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除了中國大陸經濟仍維持GDP 7%-8%上升之外,日本、台灣、南韓都在下滑;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列賓、泰國的和越南經濟都不見起色,南亞大國印度對亞太地區經濟沒有顯著的影響。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緩慢,很有可能形成亞太經濟第二度危機。

為此,美國試圖勸解台海兩岸政府和談,改變政治形勢,促進台灣經濟上升,刺激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經濟回升,這將有助于防止亞太經濟第二度危機,也有助于美國經濟止跌回升。可以肯定的說,台灣經濟繼續下滑,對亞太和美國均為不利。而台灣經濟止跌回升是保衛中華民國現狀的基本條件之一。

從台灣本島來看,經濟從去年GDP上升5%下跌到預計今年的1%,相當數量資金和人才外流去大陸,工人失業增加,全台灣股市損??0%。面臨年底的立法院改選,陳水扁政府和民進黨受到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因此,陳水扁提出的“憲法一中’政策說明是對巨大政治和經濟壓力的一種解套手段,希望能在年底的立法院改選對民進黨有利。但是,台灣股市並沒有隨陳水扁的講話而上升,可見台灣社會對陳水扁的政策仍存懷疑。

同時,陳水扁對美國參議員邦德的“憲法一中”的講話,也算是對美國壓力的一種回應。

不管如何,“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球又踢到了北京一邊,看北京將如何回應。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台北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以“民主、自由、均富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北京不同意。爾后,北京提出“一國兩制”,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台灣要易幟改號成為地方政府,但允許繼續擁有軍隊,維持原有法統和貨幣,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和生活方式。對此台灣不接受,雙方談不攏。

陳水扁執政后,提出“未來一中”的政策,即可以和北京商談“未來一個中國”的議題。這迫使北京讓步,接受曾經反對過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但陳水扁卻遲遲不願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為此,北京提出“內外有別”的新的“一個中國原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不可分隔”。但是,這也僅僅是對台北當局說說而已,中共仍在國際上宣揚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這種“內外有別”的“一個中國”政策理所當然被台灣朝野拒絕,認為這是宣傳手段而已,是扼殺中華民國生存的手段而已。

現時,人民解放軍正在福建東山島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為防止擦槍走火和突然襲擊進攻台灣,美國也要求北京和台北進行會談。

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特別是北京和台北即將加入WTO的形勢下,陳水扁提出以中華民國憲法解釋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中國,北京怎麼辦?

筆者認為,北京可能有兩種做法:

第一,北京認為,陳水扁的想法就是李登輝“兩國論”的翻版,堅決拒絕。但北京又拿不出充分的歷史和現實根據說明中華民國已自1949年后從地球上消失了。因此,中共當局仍然會像在“一個中國和台灣問題”白皮書中所寫的“中華民國已自1949年后消失了”,再重復的造謠一遍。

同時,北京當局期望台灣經濟繼續向下滑,最好是台灣社會因經濟危機而發生動蕩,中共乘機武力進攻台灣。

北京當局對陳水扁的“憲法一中”之說不予理會,繼續我行我素。但北京將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如何面對美國的壓力呢?這是件傷腦筋的事。

如果台灣經濟繼續下滑,傷害國民生計,則對已投入大陸的台灣資本和人才也將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是否有可能將台灣資金抽回台灣?這也將對大陸有很大的傷害。

第二,明年中共將召開的“十六大”,在召開之前必將通盤考慮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形勢,預計在9月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上,會對陳水扁的“憲法一中”加以深入研究,並提出通盤的新的台灣問題政策。北京當局必定會研究台灣經濟繼續下滑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如果因台灣經濟下滑而引起第二度亞太經濟危機,對中國大陸孰禍孰福,北京當局一定要慎重處理。

“一國兩制”中共叫喊了二十年,除了台灣新黨極少數人接受之外,對台灣朝野沒有多大影響。因此,“一國兩制”的政策也到了應該徹底檢討,改弦更轍的時候了。

連戰提出的“邦聯制”,和宋楚瑜提出“歐洲聯盟”模式,都仍是向“一個中國”方向走,是值得北京當局深入研究分析的,采納其正確的政策而實行之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上策。

筆者堅信,台灣人民曾經獲得的經濟成就,和現有的民主制度,以及中華民國的國格尊嚴是絕對不會輕易放棄的。因此,北京當局在制定新的台灣政策時應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2001年8月12日 寫于洛杉磯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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