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02日訊】最近好萊塢電影《盜夢空間》熱播，這是一部號稱發生在意識結構內的動作科幻片， 電影中的角色試圖通過夢境中的觀念植入，改變和控制他人的思想。影片內容驚奇玄幻，和真實生活相距甚遠，不過這種通過觀念植入控制他人思想的做法卻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對應物。在某種意義上，很多人的中共黨員身份就是這麼一種植入符號，在一個轉型社會，這個符合扮演著某種特殊的角色。
之所以說「中共黨員」這種身份是一種植入，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真正信仰中共主義那套教義的成員幾乎絕跡，大多數成員不會在信仰層面主動去獲取這個符號，而只是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種種信念之外的考慮—就業，陞遷或者其他利益，而去入黨或者「被入黨」。 據說很多高校學生成批量的入黨，大家心照不宣的是，這只是一種形式，誰都別當真。
在這種社會心態的驅動下，一個令人稱奇的現象就是，在這個中共主義破產，社會越來越多元化的時代，中共組織的人數卻保持快速增長。根據中共組織部發佈的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中共黨黨員總數為7799．5萬名，比上年淨增206.5萬名。
如何解釋和理解這個弔詭現象呢？一種解釋是，當一個組織的凝聚力下降，效能下降，必然需要更多的成員才能形成某種氣勢，對其他社會力量保持優勢並形成威懾，因此中共組織的不斷擴展其實顯示的是中共的虛弱，而不是強大。另一種解釋是，這是中共領導層對越來越多社會挑戰的回應。他們明白，隨著從計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化，原來很多社會控制手段日漸失靈，他們必須採用新的方式，來保持他們對社會的掌控。手段之一就是精英爭奪戰，利用他們壟斷政治組織的優勢，來大範圍的吸收社會精英或者准精英，這是一種粗放的跑馬圈地，目的不是成員對組織的認同和忠誠，而是預防社會精英加入競爭性陣營的先發制人的手段。如果統戰是對社會精英的一種籠絡和俘獲機制，那麼現在大規模的入黨舉措則把這種機制提前了。
這些做法表明中共並沒有意願進行實質性的政治基因的再造，以讓公民票決的方式進行政治競爭。他們更習慣的是傳統黑社會的做法，通過絕對控制的人數來威懾社會，來維繫威權統治。 在開放進程和經濟自由化進程作用下，長遠來說，中共試圖保持對社會的絕對控制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要麼中共適應社會的變化，要麼中共被社會所拋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短期來看，中共展現出了複雜的社會控制技能，對社會人群的黨員符號的植入就是這麼一種技能。
那麼在這種「符號」植入之後，中共是如何操控這種符號並使之起作用呢？
利益是讓這種「符號」內化的誘導因素。通過許多歧視性的規定，比如各個政府機構，人大，政協等等機構的黨員比例，中共造成了這麼一種印象，那就是獲得黨員身份就是獲得了某種優先權，在很多名利場中，黨員身份似乎是必須的入場券。追求名利是人們的天性，而人性是有弱點的。當人們看到通過黨員這個身份可以獲取到某些額外的利益的時候，哪怕很多人並不相信這個身份真實內涵，這依然是一個相當有力的激勵，因此很多人會以利益的理由接受黨員的這個身份。只不過，在真實生活中，因為其實已經有太多人擁有這個身份，而利益卻總是有限的，因此對於大多數黨員來說，獲得這麼一個身份並不意味著確切的利益，準備的說，只是一種利益幻覺。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從幻覺中醒來呢？
除了利益誘因，自我合理化也是一種重要的機制。 當一個社會性的符號被強迫植入到一個人的社會交往中，雖然不喜歡，不愉悅，但是大多數人是有惰性的，對這種社會符合的意義並沒有深刻的認知，因此在反覆的社會交往中，他們很容易被「符號」本身所影響，也就是社會心理意義上的「身份代入」過程。 而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中共黨員身份又往往是輿論嘲諷的對象，比如「你才是中共黨員，你們全家都是中共黨員」 之類段子的流行，都說明了流行的社會評價體系對中共黨員這個政治身份的調侃。久而久之，作為沉浸在其中的中共黨員，自然會形成某種心理的防禦機制，來對抗來自社會的敵意氛圍。因此，黨員們雖然不相信中共主義，但是必須找到一些說辭來自我合理化，來論證這種身份的正當性。這種過程，其實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例子。 比如當「中國人是東亞病夫」這種話語流行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論斷的偏狹之處，但是正因為這種偏狹的話語，反而更容易流行，而正因為其流行，所以作為中國人，反而很容易對這種偏狹論斷形成防禦心態，不願正視這個論斷背後包含的客觀內涵，反而形成某種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從而成為民族主義的心理基礎。在個體主義傳統缺失的文化中，這種「符號」所具有的裹挾能量往往特別強大。
當然，理論上，還有另外一種合理化的途徑，那就是選擇退出中共。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上船容易下船難，要退出中共，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很可能意味著組織的懲戒，利益的巨大損失，大多數人並沒有勇氣做這種選擇。長久下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流行，大家都覺得黨其實也沒有那麼差，中共雖然做過惡，但是又有哪個政黨沒有做過惡呢？中共雖然腐敗，但是又有哪個政黨不腐敗呢？類似這種邏輯一旦被運用，一種犬儒化的心態就取代了內心的道德自律，原來因為缺乏信念而加入中共的內心張力就被釋放了，人們很容易的就真正的接受了中共黨員這種社會身份。
其實，這就是中共對其成員進行心理控制的秘密，通過誘導和麻痺，使得這種身份逐步內化，通過懲罰措施保持退出門檻，這種符號就變成了其成員的共同的心靈監獄。正是這種心靈監獄保持了黨國外在的統一面貌， 保持著貌似的強大力量。因此，與電影「盜夢空間」的過程不完全相同，黨國控制體系對其成員的社會心理控制，並不是從潛意識裡植入之後生根發芽，而是通過有意識的跑馬圈地，強迫植入之後，利用利益幻覺和威脅來解除人們的心理防禦機制，再通過逐步鍛造出來的社會壓力，層層敲打這種符號，逐步把一個大家都不相信的信念，植入到其成員的內心深處。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雖然中共不斷增長的成員人數玩的是一場「誰都別當真」的遊戲， 但是背後也包含著某些精細的社會控制程序。 人們需要做的並不是對「符號」的道德批判—那其實是落了某個圈套，而是闡述清楚這種社會控制機制，讓人們自己醒來。沒有人喜歡被不知不覺的操控，正如《盜夢空間》情節中提到的，當他們意識到他們在做夢的時候，對他們的控制就失效了。更多的現實會提醒中共黨員，對於其中大多數成員來說，中共黨員身份帶來的利益其實是一種幻覺，而這種身份帶來的內心焦慮卻是真實的。那些能夠認識到這種心理控制機制，並進而走出這種控制過程的成員，需要比平常人更多的道德勇氣和認知能力。當更多的中共成員的利益幻覺破滅，內心的道德壓力使得他們衝破這種社會符號控制後，將對黨國體制形成巨大的衝擊。
歷史也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智慧。那些不依賴於政治理念的政治組織，雖然龐大，終究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經不起社會風浪的衝擊，蘇聯共黨就是這麼一個例子。沒有理念粘合的組織，散架只是時間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領導層如果痴迷於這些「符號」所帶來的心理控制，而拒絕對中共這個龐大組織進行適應性的改造，那麼就像人們都已經從夢中醒來的時候，他們還在夢中不斷的墮落。
幸運的是，在更多更自由的信息衝擊下，通過「符號」來進行社會心理控制的技術在慢慢失效，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每個個體其實都擁有許多公共性的身份符號， 而不同符號中又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符號，那就是「公民」這個符號。與中共黨員這種身份相比，公民這種社會符號是憲法賦予的最基本的社會身份，它其實最為樸實，最為紮實，在對抗風險，提供安全保障方面，才是最有效的盾牌。
2010-9-6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