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潛在原因，讓我們給予未來累積的所得或消費較少權重是「純時間的折現」。這個概念與第一個「持續成長的消費」的折現論點，是很不一樣的。這個概念是說，我們之所以應該將未來世代的利益折現，就只是因為這些利益都是在未來才會發生。
根據這個原理，為了形成社會決策的優先順序，較晚出生的人應該比較早出生的人，被「評價」為價值較低，但是他們在其他所有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例如，他們的所得源流和消費途徑）：一個出生較晚的人，在20 歲時增加的消費，會比另一個出生較早的人，同樣在20 歲時增加的消費，有較少的社會權重。
在這樣的概念下，如果純時間折現率是2%，那麼一個2010 年出生的人，其被認定的社會價值，大約會是一個2045 年出生的人的兩倍。假若我們要在不同時間一直適用這個價值，那麼一個1970 年出生的人的價值，會一直是一個2005 年出生的人的兩倍。換句話說，愈晚出生的人的價值愈低。這造成了因出生日期不同，而被歧視的效果。大多數的人都會發現很難為其辯護。
在我所認為非常少數，貌似合理支持純時間折現的論點之中，有一個考量到未來世代與當前世代之間的「距離」。有些人像是David Hume 就認為，相對於社會其他成員的福利，人類會較為重視自己家人的福利，而且這些人也主張這樣的觀點是相當正確的。
可以想見也會有人主張，如果人們與群體行事都以這樣的方式的話，我們的社會可能會運作得更好。Wilfred Beckerman 和Cameron Hepburn 就曾討論，運用這樣的想法，合理化氣候變遷衝擊模型中的純時間折現，因為我們的後代子孫與我們的距離，要比我們的小孩或同胞與我們的距離「更遠」。
但是，對於身為地球上的人類，關於我們留給後代子孫的世界的生存力，所要做的集體決策，Hume 所提出的「家庭距離」論點究竟有多少相關？ Hume 對「家庭距離」途徑所做的演化解釋和「功能的」解釋都強調，能夠與同個地球上的其他人，競相生存的行為與生理狀態。這種途徑與關於整個世界未來的集體決策，似乎只有有限的關聯性。
純時間折現的其中一個原理，《史登報告》也有採納，來自於我們對未來世代是否將存在的不確定。假若有一個危險，例如有隕石與地球相撞，並且毀滅整個世界，那麼我們可能會少「算」一些未來數十年的福利增加量，以說明他們有低於100% 的機率將會經歷到這個危險。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在這個例子中，人類滅亡的機率，是在我們能夠檢驗的決策與策略，控制之外的。如果這些策略（而且這是在氣候變遷的脈絡下，無可避免的問題），對許多人而言是生死攸關的，那麼這些議題就有所不同了。
當加總社會中所有成員的社會效用，背後的單純功利架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被用來處理生與死的議題時，就更加有問題了，換句話說，這些決策對於誰會存活下來有深遠地影響。
這樣的議題會因為人口控制、健康政策、戰爭，以及交通事故風險而出現，當然也會因為氣候變遷而出現。我們要給予保護一個開朗的人生命更多的權重，因為他能夠比一個悲傷的人帶來更多的「社會效用」嗎？或者我們應該給年輕人較多的權重，因為他們提供「社會效用」的期間比老年人更長嗎？
這些議題都不能透過嚴謹的論述與證據來解決，但是絕對沒有逃避它們的理由，因為它們在形成氣候變遷政策的挑戰上，是非常重要的。開放和清晰的討論是很重要的，同時假若經濟學家不去面對這些問題，他們只會替自己和他們的專業幫倒忙。
的的確確，我們可以用「有助於決定」、「哪些對社會決策是適當價值」的方式，討論這些議題。一個道德與政治哲學家，經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假想實驗」，幾個有關假想實驗的簡單例子，已經在數頁之前，討論所得移轉和純時間折現率時提過。如果我們利用我們能夠瞭解的簡單情況，並且交叉詢問我們自己和彼此，那麼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闡明就會有所進展。
我們也可以從真實情境中尋找此類社會、社區、或私人的決定，使我們能夠從較不抽象的環境中，獲得「隱含的」社會價值的更進一步證據。然而，此途徑的問題在於，你所得到的答案，取決於你對決策過程及對世界實際運作的觀點，所做的假設。
因此，舉例來說，如果你想透過觀察所得稅結構，研究出人們如何看待所得重分配的問題，你應該要先問這個結構是如何被訂定出來的，以及抑制因素的假設是什麼。
當你想從社會決定中「取消」或推論其社會偏好，答案其實隨處可得。舉例而言，在一個特定的國家和特定的時期內，有些稅收與所得移轉的安排，顯示其並不是太厭惡不平等，但是其他的安排卻顯示，其對於不平等的強烈厭惡。
政府有時會在人類健康的相關議題上，顯得異常地小心，但在其他方面則不然，例如政府花費大量資源，試圖降低狂牛症的機率，而且是要把機率從很低降到極度低，但就其所造成危害的比例而言，政府對抗酗酒的投資，則相對很少。或者政府可能嚴格規範以防止退休金損失（也許這樣做是對的），但是卻鼓勵房價投機。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但這裡的重點是，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決策，對於氣候變遷的長期集體決策，其所需社會價值的發現，可能是一個非常令人困惑，並且缺乏資訊的途徑。
基於我與哲學家、政策制訂者、經濟學家和其他許多專家，數十年來的頻繁互動，以及我個人從社會決策中，進行社會價值的實證推論的研究，都使我強烈地傾向於認為，假想實驗是試圖掌握社會價值，最簡單也最透明的方式。
這也是道德哲學家們一直持續引用的途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約翰羅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1971）。當然，它也是一種工具，能夠超越我們在前面的哲學討論中，所提及較狹隘的功利概念。
在離開經濟學的標準途徑及其邏輯問題之前，我應該注意到，一個主張在對抗氣候變遷行動中，只需要薄弱道德假設的重要論點。這個與市場失靈的無效率，是因為人們及公司，都不需要為自己排放的溫室氣體，所造成的損害負責有關。
這裡的關聯是，透過留給下一代更好的生活環境與較少的其他資源，他們自己也很可能寧可做此選擇，而非一個被嚴重破壞的環境和一時較高的其他資源，我們可以在無須犧牲我們自己處境的情形下，讓下一代的處境更好。未經政策調整的市場，會扭曲我們的決定而遠離環境財貨與勞務；如果失靈的情況能夠被小心地修正，所有的世代都可以過得更好。
這個論點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市場普遍不完美，資訊和租稅工具的受限等等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認為，世代之間和同一世代內的比較與價值判斷，是可以被避免的。它們沒有辦法被避免。@(待續)
摘編自 《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