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們來想像，儘管方法論有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堅定於我們所加諸的「顯示的道德」途徑。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而且這是下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強制計算「源於」市場的折現率大約6%），長期的、實質的（例如經過通貨膨脹調整的）、低風險的消費，或其他貸款（例如美國或英國的政府公債）的利率，50 年只有大約1.5%，比長期投資報酬率大約5% 到6% 來得低很多。
有太多與風險和不完美的資本市場有關的原因，會造成不同的利率，其中包括資訊或風險型態的多樣化、投資者或金融家的特殊情況等等。而如果它們是不同的，那麼我們學到什麼？事實上，消費貸款上無風險的實質報酬率──是1.5%，而非分析人員經常採用的6%，包含了更多相關的訊息。
這是因為我們使用一種社會福利的計算方式，來比較不同的路徑，這個方式是從無限期的未來的消費效用來看，所以是對消費的偏好，而非投資報酬的偏好，而這些偏好正是選定社會價值時爭論的焦點。
再者，無風險的利率應該更為恰當，因為不確定性已經直接且明確地包含於模型中；因此，它不應該透過折現率，個別地被隱含在內。即使如此，儘管它比其他利率更為恰當，這個被觀察到的1.5% 的利率也無法解決世代間價值的問題。
第四，這也很重要，那就是這裡有許多相關的財貨與勞務，其中最重要地，包括環境的財貨與勞務。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討論都沒有考慮到，不同財貨間的相對價格，很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中，出現極大地變化。
如果我們投資於傳統財貨並且忽視氣候變遷的話，我們將會有較多的傳統財貨，以及較少的環境財貨與勞務。因此，相對於傳統財貨，環境財貨的價格可能會大幅提高。
有些人經常忽略這個重點，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未來氣候變遷的損害很嚴重，現在最好的策略不是投資於降低排放量，而是將資源投入其他的投資，若有必要時，再用這些收益去因應氣候變遷。假如我們真的照他們的建議去做，並且在未來某個時期，試著「矯正環境的損害」、「購買環境財貨」，或者「花錢解決我們所製造的環境問題」，這樣做的成本，將會大幅高於現在就採取預防性行動的成本。
如果我們只考慮消費財貨的折現率，而忽略其與環境財貨的折現率之間的差異，我們就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簡而言之，當財貨不是只有一種時，「投資到別處」這個論點，不僅誤解了這個基本的理論（事實上是基本的選擇），更忽視了氣候變遷的許多損害來源是不斷累積的，以及其不可回復的特性。
有一個「投資到別處」論點的說法，把在氣候變遷上的投資，視為是一種投資經濟發展的替代方案，而主張將資源用於其他計畫，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像是對抗瘧疾或增進水源的取得──這個立場的荒謬，在此應是相當明顯地。
當然，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標。然而，主張我們應該選擇投資這些目標而非氣候變遷，犯了一連串邏輯上的錯誤。首先，氣候變遷與發展計畫會相互影響，因為氣候變遷會損害經濟發展，因此將這兩者分開分析是一種錯誤。
第二，氣候變遷是一種外部性，同時是一種市場失靈，因此矯正這種錯誤應該能夠替社會帶來淨收益，而不是淨成本──我們為何不藉由矯正市場失靈，獲得這些收益？留給未來世代改善的環境和較少的其他資產，可以讓未來世代的生活更好，且不必讓目前世代的生活因此變差。
再者，氣候變遷的策略，不能被直接類比為道路或水資源的計畫，那些計畫可以在既定的公共預算中，被當作個別的投資計畫來分析。對抗氣候變遷的資源，必須來自所得的所有面向，尤其是消費這個面向，因此它不能被視為公共投資預算的一部分，雖然許多作者在提出氣候變遷的挑戰時，都試圖將它描寫成，僅僅是另一個公共投資分配的問題而已。
還有，氣候變遷的投資與社會整體的風險有關，而非只是狹隘的單一投資計畫，而且其大小以及與其他風險間的關係，也必須被明定於社會決策中。對於這個論點邏輯謬誤的討論，還可以繼續下去──這裡還有多重層次的混淆。這樣的論述在分析上根本站不住腳。
總的來說，這個途徑的邏輯，試圖從市場利率和報酬率，讀出評估氣候變遷影響的社會折現率，而因此在至少四個基本的面向上，犯了前述的「嚴重的分析錯誤」。除了直接地檢視道德標準之外，沒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案。
來自市場的資訊與來自決策者實際決定的資訊，有一些相關性，但是在運用時必須仔細瞭解：證據背後的決策本質，包括這個決策是誰做的，以及在什麼時期做的；市場的結構，包括市場的不完美；風險的要素；以及最後，檢視的是哪些財貨。
然後我們必須考量，所有這些事與討論中的道德決定、價值之間的關聯。而且我們必須認清它們之間最深刻的大象陷阱，也就是我們正於非常不同的途徑之間做抉擇，而折現率是視那些抉擇而定的──它們本身不會主導那些抉擇。往往在討論折現問題時，經濟學家對於這個邏輯的細節都是恣意妄為的。@(本文結束)
摘編自 《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