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09月20日訊】由於中國獨特的地理位置，每到雨季，黃河、淮河、長江等水系就免不了洪水泛濫，為害黎民百姓。如果說今天的人們對於歷史上發生的洪水缺乏感性認識，那麼1998年和今年的大洪水應該讓不少人心存餘悸吧。中國歷史有記載以來，就不乏治理水患的內容，幾乎每朝每代的統治者，都將治水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畢竟水於中國民生至關重要。
兩千多年來，關於如何治水，主要有兩種主張：「堵」與「導」。「堵」即通過鑄造堤壩來堵截洪水；「導」,疏導，即因勢利導，將洪水分流，並輔之以「堵」，達到治理的目的。本人對水利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不過，對於哪種方法更有成效，卻從古人們的經驗們找到了答案。
遠古時期，洪水肆虐，九州萬方變成澤國。帝堯派手下的能臣鯀去治水。鯀帶領眾人奮戰在抗洪的第一線上，到處築堤，防堵洪水，結果水患依舊。帝舜即位後，鯀的兒子禹受命繼續治水。他遍觀天下山川形勢，決定采用疏導的方法治理河流。十三年中，他共疏導了九條大河，讓百川東歸於海，並在一些地區築堤設壩，開口分流，自此水患消除。也因此，鯀成為治水以「堵」的方法的代表，禹則成為分水「導流」的代表。
據統計，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原大地上大的水患高達1029次，黃河決口泛濫1500餘次，每百年大的改道1次，計26次。而歷代王朝，在遇到水患時，或采取「堵」的方法，或采取「導」的方式。但究竟采取何種方式，要取決於當政者是否真的為百姓考慮，願意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通常，短視的當政者采取臨時抱佛腳的態度，當水患發生時，便四處防堵，以至於水患年年發，防堵年年做；而那些以民為本的當政者和官員，則多采取疏導的方式，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水患。盡管後一種方式換來的不過是七、八十年的安生，但畢竟要大大好於「堵」的方式。
歷史上治理黃河的能臣如漢哀帝時期的賈讓、漢明帝時期的王景、元順帝時的賈魯、明嘉靖-萬歷年間的潘季馴、清朝康熙、乾隆年間的靳輔、陳潢等，都主張以疏導為主。像進士潘季馴不僅率眾高築堤、廣修閘、疏浚河道，而且創立了治理黃河的「束水攻沙」理論，其「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理念和堤防修守的完備治河措施，是後世治黃的范本。上個世紀初孟津以上的黃河小浪底工程，就是這一理念的延續。清代的靳輔還提出了「寓浚於築」的思想，陳潢則力主潘季馴「束水刷沙」的方法。
歷史發展證明，以疏導為主，兼顧堤防、水利、分流灌溉、洩洪和上游環境治理是治理水患的必由之途。然而，在西方所謂實證科學傳入中國後，特別在中共1949年建政後，積累了千年的傳統疏導治水的方式變成了以修壩為主，大壩也成了防洪、灌溉、發電、運輸的同義詞。有學者統計，中國目前有大壩22000座，占世界已建大壩的45%。可是，建了如此多的大壩，不僅中國的水患呈愈演愈烈趨勢，而且在生態環境方面所付出的代價超出修建費用的許多倍，不少大壩也根本達不到預期的發電和防洪能力，典型的如三門峽工程和三峽大壩。另一方面，在修建大壩的過程中，有多少人借機致富已是難以統計的了。看來，當政者和相關官員為了切身利益，並不願真正地為老百姓考慮，畢竟疏導費時費力，哪有建大壩來的實惠？！
由此不免想到了治國。現如今，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業已是危機四伏，天怒民怨，不絕於耳。就連體制內的中共官員們也為中共的命運而擔憂不已，紛紛為自己找尋後路。然而，面對社會風起雲湧的抗爭，中共高層不從自身尋找原因，不順從民意結束一黨專政，反而變本加厲，采取暴力手段多方打壓。表達不滿的，上訪抗議的，批評中共的……統統被抓、被關，甚至被判刑。在中共看來，只要采取高壓政策，就可以把所有不滿的聲音堵截在萌芽狀態，這樣其統治自然高枕無憂。
不過，中共高層仍然悲哀地看到，「堵截」堵得了一時，就很快被沖破，「圍堵」反而導致更多不滿民眾的出現。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或許，歷史上治水「堵」與「導」的成敗早已預示了治國的成敗。試想，一個不願傾聽民意，不願切實解決老百姓問題而為維持自身利益、不惜以暴力相向的政黨，還能維持多久呢？中共的下場看來早已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