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09月20日讯】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每到雨季，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就免不了洪水泛滥，为害黎民百姓。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缺乏感性认识，那么1998年和今年的大洪水应该让不少人心存余悸吧。中国历史有记载以来，就不乏治理水患的内容，几乎每朝每代的统治者，都将治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毕竟水于中国民生至关重要。
两千多年来，关于如何治水，主要有两种主张：“堵”与“导”。“堵”即通过铸造堤坝来堵截洪水；“导”,疏导，即因势利导，将洪水分流，并辅之以“堵”，达到治理的目的。本人对水利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过，对于哪种方法更有成效，却从古人们的经验们找到了答案。
远古时期，洪水肆虐，九州万方变成泽国。帝尧派手下的能臣鲧去治水。鲧带领众人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上，到处筑堤，防堵洪水，结果水患依旧。帝舜即位后，鲧的儿子禹受命继续治水。他遍观天下山川形势，决定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河流。十三年中，他共疏导了九条大河，让百川东归于海，并在一些地区筑堤设坝，开口分流，自此水患消除。也因此，鲧成为治水以“堵”的方法的代表，禹则成为分水“导流”的代表。
据统计，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原大地上大的水患高达1029次，黄河决口泛滥1500余次，每百年大的改道1次，计26次。而历代王朝，在遇到水患时，或采取“堵”的方法，或采取“导”的方式。但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要取决于当政者是否真的为百姓考虑，愿意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通常，短视的当政者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当水患发生时，便四处防堵，以至于水患年年发，防堵年年做；而那些以民为本的当政者和官员，则多采取疏导的方式，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水患。尽管后一种方式换来的不过是七、八十年的安生，但毕竟要大大好于“堵”的方式。
历史上治理黄河的能臣如汉哀帝时期的贾让、汉明帝时期的王景、元顺帝时的贾鲁、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靳辅、陈潢等，都主张以疏导为主。像进士潘季驯不仅率众高筑堤、广修闸、疏浚河道，而且创立了治理黄河的“束水攻沙”理论，其“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理念和堤防修守的完备治河措施，是后世治黄的范本。上个世纪初孟津以上的黄河小浪底工程，就是这一理念的延续。清代的靳辅还提出了“寓浚于筑”的思想，陈潢则力主潘季驯“束水刷沙”的方法。
历史发展证明，以疏导为主，兼顾堤防、水利、分流灌溉、泄洪和上游环境治理是治理水患的必由之途。然而，在西方所谓实证科学传入中国后，特别在中共1949年建政后，积累了千年的传统疏导治水的方式变成了以修坝为主，大坝也成了防洪、灌溉、发电、运输的同义词。有学者统计，中国目前有大坝22000座，占世界已建大坝的45%。可是，建了如此多的大坝，不仅中国的水患呈愈演愈烈趋势，而且在生态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修建费用的许多倍，不少大坝也根本达不到预期的发电和防洪能力，典型的如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大坝。另一方面，在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借机致富已是难以统计的了。看来，当政者和相关官员为了切身利益，并不愿真正地为老百姓考虑，毕竟疏导费时费力，哪有建大坝来的实惠？！
由此不免想到了治国。现如今，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业已是危机四伏，天怒民怨，不绝于耳。就连体制内的中共官员们也为中共的命运而担忧不已，纷纷为自己找寻后路。然而，面对社会风起云涌的抗争，中共高层不从自身寻找原因，不顺从民意结束一党专政，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暴力手段多方打压。表达不满的，上访抗议的，批评中共的……统统被抓、被关，甚至被判刑。在中共看来，只要采取高压政策，就可以把所有不满的声音堵截在萌芽状态，这样其统治自然高枕无忧。
不过，中共高层仍然悲哀地看到，“堵截”堵得了一时，就很快被冲破，“围堵”反而导致更多不满民众的出现。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或许，历史上治水“堵”与“导”的成败早已预示了治国的成败。试想，一个不愿倾听民意，不愿切实解决老百姓问题而为维持自身利益、不惜以暴力相向的政党，还能维持多久呢？中共的下场看来早已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