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04日訊】近日，讀了幾篇文章，談到時下倍受爭議的幾個議題，是在探討「紅朝」國政中「穩定壓倒一切、社會轉型期」之類話題的。雖說其間一些論述有些道理，但觀後之感仍如觀那「含羞半遮面」的表演，想來一是國情之下有言難盡，再者亦覺有些言者仍未能擺脫體制迷惑所致，故而於此胡亂評說一二。
在記憶當中，「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始於九十年代，再說白點便是在「8964血案」之後，雖說目前有些聲音評判89民運最大的失敗處在於未能明確提出「掃除惡黨」，但事實上那一次未成功的抗爭仍令其黨內意識到民眾對其「執政地位合法性」開始思考，故而開始以「自身穩定執政」為施政第一要素。而體制內的一些御用學者為了給「黨的政策」解說，於是便將此解說為「為了解決隨著改革的推進，出現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貧困與不平等、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的基礎手段」，甚至隨著不斷的洗腦教育，致使很多百姓及至一些有良知的學者亦覺得現如今的多數社會問題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前行所必然出現的，而「體制」只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實則是中央政府的第一服務對像即不是廣大民眾亦不是社會發展，而是「黨權地位穩定」。為實現「黨權合法」這一目地，便要體現「黨權指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所謂的科學性、先進性、必要性」，而非正常狀態下的政黨服務於政府、政府服務於國民利益，政府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體現「黨權合法」，國家、社會正常發展中取得的各種利益被人為的宣稱為「黨權所致」，結果自然便「黨權高於法律、高於行政權」。而所謂的「改革開放」實則是將「黨權」從過去的階級鬥爭中解放一部份出來「權力尋租」，這一點卻是其自家學者現都認同的事情。而在這個「權力尋租」過程中，各級「黨權」的實際擁有者，必然優先獲得了社會發展的巨大經濟利益，而為了維護這個既得利益，便要進一步確保「黨權」高於一切，方能擺脫法律制裁、行政權制約，而如此這般所導致的社會矛盾，也只能是一概扣上「不穩定因素」的大帽子，最終的結局便是今日之狀。
有人形容「紅朝」歷程是通過「階級鬥爭」實現了權力緊握在手，通過「改革」實現了權力變利益的過程，筆者很是贊同這一說法。如若形象些描述，便如工頭帶果農值樹，工頭偷偷將多數能結果的枝條剪去（階級鬥爭的過程），令果樹結果甚乏，以此告知果農此樹不良，待眾人皆以此為信時，工頭又想吃果子了，放開控制令果樹成長（改革開放的過程），然後告知果農此樹結果之功在於工頭的管理（黨權至上），而非果樹之性及果農之功。而若有人欲動搖工頭地位時，便冠以可欲致果樹消亡之名而打壓之。
而在這一整體過程中，正如中國那句俗語：上樑不正下樑歪。一級級的地方政府上行下效，各級「黨權」的實際擁有者，紛紛以蠶食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再將過程中製造出來的社會矛盾一概冠以「不穩定因素」便大開殺戒，故出現了所謂的「地方政府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的結果。而這個整體上被貫以「剛性穩定」的社會怪現象，本質上講卻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問題，而實則是「政府公權力」被「黨權」所綁架的惡果。於是無論去做任何的體制內努力，在「政府公權力」僅能受「黨權」制約與監督的前提下，所謂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衝突必然越來越大，實則是「最高黨權」與「地方黨權」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直到某一天整體的崩潰。
當然，有人又提出現在國情是處於「政府轉變職能的社會轉型期」，當真如皇帝新衣一樣更是可笑。有人說政府的職能應該「維持社會公平，使更多的民眾生存處境得到改善，維持社會不至於出現兩極分化，使每一個侵犯民眾正當權益的人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這當然是正常社會政府的職能，但現在的政府能轉變到這樣嗎？「紅朝」政府的一切決策都是在維護「黨的地位穩固不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個傾斜至極的天平不變，又如何實現其自身必備的公平性？
有體制內學者坦言，現在體制內連一個統一的政府利益都無從談起，各級政府唯一共同的利益是「維穩」。這句話若是深入解讀，實在是很有深意：因為各級政府在施政過程中，並非對上級政府負責，而是對上級「黨權」機構負責，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統一的政府沒有統一的政治利益」這樣中國特色的政府畸形現狀；而所謂的「維穩」即非民眾生活狀態的穩定，甚至都不能是各級政府的穩定，而是各級「黨權」的自我穩定。而現如今日漸嚴重的「各級黨權」間的相對不穩定，恐怕已經成了「最高黨權」最難以維持的「穩定」了。
筆者看來，「紅朝」現狀，政府體系便如一頭蒙了頭拉磨的驢，上下兩片磨盤便如「上下級黨權」，民眾的利益犧牲成了維持磨盤之間相對穩定的緩衝物，隨著民眾利益被磨滅的越來越多，找不到方向的拉磨驢越是奮力向前，上下麻盤內的摩擦越是增大，終有一日，其自製的摩擦力超過了自身的承受力時，「中國式穩定」的崩潰瓦解便成了注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