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09日訊】新華社是中共的耳目喉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之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它的不同編輯部門與相應的黨政部門掛鉤，重要稿件按渠道請示送審。在文革前，它的社長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它的內參編輯部專門為上層領導提供不便公開的新聞和情報，產品中還曾有專供政治局常委閱讀的，避免外洩的手抄本內參。
然而，就是在這麼一個核心機密單位，幾十年來，尤其是在中共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它的工作人員裡也出現過不少的離心離德的幹部。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幹部大都在政治風浪中，站到了正確的和正義的一邊。比如，中共北平地下黨重要幹部李炳泉，曾出生入死與傅作義將軍秘密商談「和平解放」北平事宜。49年，中共進城後，李炳泉出任新華社外事部主任。等到57年，他硬是為了言論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從此風光不再。
據說，在前蘇聯，蘇共的基層工作人員和外事工作人員，曾為蘇聯解體起過積極作用。其原因，主要是這些人有權利和機會接觸實際，本國的實際和國外的實際。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情況類似。政策與實際不符往往會引起這些人內心矛盾，錯誤的政策造成的悲劇更使他們良心發現。新華社裡，就不乏這樣的人和事。曾任參編部副主任的李慎之先是淪為右派，隨後被公認為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記錄大躍進災難的名著《墓碑》的作者楊繼繩，更是新華社國內部的駕轅記者。
57年被打成右派的幹部，在新華社的每個部門都有。他們中間很有幾位還曾擔任過部門的領導。在文革中很是吃過苦頭的也不只一位兩位。八九六四，新華社與其它機關媒體都有隊伍上街，支援學生和市民反腐敗爭民主的運動。當年的社長穆青，在文革中坦言「30年革命不通馬列」，他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副社長李普更成為體制內民主派頑強的鬥士之一。副社長彭迪，也曾以親身的經歷揭露了中國人大的虛假的民主。
八九六四以後，我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任職。不只一位新華社的老同事，或寫信或傳話，表示支持和讚賞我的抉擇。2000年後，我還多次收到一位參編部的「老編」輾轉寄來的信，提醒我，中共當局鎮壓法輪功是完全錯誤的，是「又一次政治運動」，這位昔日的同事興奮地告訴我，他在北京居所還經常收到法輪功的傳單。他，就是當年編寫手抄本內參的編輯之一。
30餘年開放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中國的新聞界，已經湧現出了以《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繼偉為首的一大批勵志真正的改革的新聞工作者，他們以《炎黃春秋》為陣地，正在團結起更多的新聞工作者，在堡壘內部從事著艱苦的攻堅工作。他們的奮鬥與大陸城鄉奮起維權的民眾和各界人士交相呼應，勾畫著一個以自由民主為旗幟的新中國的藍圖。
在巴黎，經常有法國朋友問我，中國到底是變化了還是沒有呢？我堅持告訴他們：中共政權沒有變，但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土壤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我確信，在下一個歷史的轉折，一定還會有新華社和其它媒體的記者，高舉義旗，如八九六四那樣，站在正義的一邊。
吳葆璋
2011/11/08 於巴黎
（責任編輯：田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