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26日訊】民以食為天，農民作為農產品生產的主力軍，在生活必需品—糧食的生產過程中扮演者極為重要的角色，很多人以為農業直補體現了上邊的惠農政策，可是，親愛的朋友，您瞭解農業直補嗎？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還得分兩步說：西方工業革命之前和西方工業革命之後。
西方工業革命之前，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一個國家或地區大多以農業為主，作為社會財富和稅收多數都相應來自農產品。這個時期世界各地區的農民都要向上交租。
西方工業革命之後，工業的迅猛發展帶來了遠遠高於農產品生產的財富利潤，但是，農業作為生活必需的行業也必須保留，這樣就發生了衝突──同工業財富利潤的巨大差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就是從工業利潤中拿出一部份給農業，這也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農業補助。
可以說，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實行了農業補助政策，我們也經常看到國外的農民成群結隊的開著拖拉機到政府要求農業補助，國外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中等收入水平基本相當。而中國，只有最近幾年才開始有了農業直補，這種農業直補，表現上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農業補助，而這種補助的數量水平，也頂多成為緩解社會矛盾的一種不得已的措施罷了。
可以說，在沒有達到危機的情況下，不管農民過得多苦，農業政策始終沒有改變過。中國農業的政策，基本上就是三大塊，大鍋飯時期、承包戶時期和最近的直補。農業的第一次改革，可以說就是改變大鍋飯模式為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改變的社會背景就是文革之後社會經濟的大崩潰，國民經濟在這一階段如同清零一般，與其說是農業政策的改革，倒不如說是對農業的放手不管：把地分給你，自己願意怎麼種怎麼種，到時候交糧就行；鄧小平把這個政策視為「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制定者如此預期改革，放手心理可見一斑。
之後的幾十年，關於農業的改革，好似銷聲匿跡，直到2006年前後。這一時期，農民工進城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景觀。信息的流通引領著大批的農民進城務工，相應也帶來子女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勞務糾紛、交通運輸問題以及最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糧食自然成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農民工在城市的收入遠高於在家種地收入情況下，大量湧入城市，導致糧田荒蕪，糧食生產減產。
為改變這一狀況，緩解糧食生產危機和農民工進城帶來的相應的社會矛盾，才出台了農業直補政策，目的是使更多的農民工返鄉務農，刺激糧食生產。也就是說，本來早就應該實施的農業補助政策沒有實施，迫使大量農民收入不足進城務工，出現問題後才開始在農業補助上「小荷才露尖尖角」。農業補助的實質是使農民在社會各階層勞動者的分配中有一個平等的利潤分配，從這個角度上講，農業直補對於減少農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只能說杯水車薪。這還不能算農業直補後農業用燃油和農電漲價帶來的減法效應。
儘管如此，大喇叭宣揚的惠農政策對農民的財政補貼更被懷疑是子虛烏有。那麼，這份錢到底是從哪裡出來的？一個非正式的交流中證實，農業直補來源於計劃經濟中的各級糧食機構撤銷後減少的相應開支。也就是說，對於農民，財政沒有多餘的貢獻，只是拆東牆補西牆的一套把戲罷了；這個東牆就是從前政府拙笨的農業管理造成大量的不必要開支，增加了的農業的成本，而今，把這個不必要的開支去掉了，西牆就是農民拿回了的原本屬於自己的那份利潤。
縱觀幾十年的農業經濟政策，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沒有政府的管理，我們會生產得更好？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預期：沒有政府的管理，我們是不是可以收入的更高？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