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5日訊】張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陽的知名人士，張氏也是南陽城的名門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東百步之遙有一座高宅闊第，中堂森森，簷牙高聳，氣派異常，就是張家。張先生的父、祖輩曾連出三位進士，民國廢除科舉，張先生繼承祖上文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年大饑荒，在南陽市商業局任職的父親，將我從偏僻的鄉野帶到南陽。商業局就設在張家大宅裡，商業局的後院正對著小學，打開後門，可以在鈴聲響時趕往課堂而並不遲到。這些屋宇是張先生繼承的遺產，經其手捐獻給國家，後來做了商業局。
進入文革，父親成為牛鬼蛇神，我隨父親悲慘的足蹤，與這所充滿少年溫馨記憶的大院告別。文革第三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與張先生的女兒張穎在南水北調工地（鄧州市陶岔）相遇。她帶著名門望族的書卷氣，暢朗，智慧，健美，給略感卑微的我以強烈的印象衝擊。我與張穎的友誼保持至今，她增進了我的見識，給困厄中的我以溫暖、勇氣和希望。結交張穎，是我一生的福氣。
我是通過另外途徑認識張先生的長子張顯的。張顯是一位儒者，一位極其忠誠的人。相識相交之後，我與他的友誼過於張穎，也許是因為我們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親於文革期間死亡於工作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處理，這加劇了我的青年時代的艱難。八十年代，在市信訪局工作的張顯，力主公道，在我父離世十三年之後，執意按工喪處理我父的死亡，使窮困的母親略有補益。八十年代後期，我開始在南陽開辦律師事務所，從事法律工作，餘暇收集許多當代民間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齋新志》，張顯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嚙》一篇壓卷，此故事即由張顯先生提供。文革結束，高考制度恢復，我得入大學。八十年代初，大學校園新潮激盪，我因此遭難。當彼之時，張顯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們聊人生，聊歷史，聊先輩人物，幫我解脫。
至此，張先生應該改稱張伯父了。張伯父生於1916年，卒於1985年，1934年進入北大讀法律時，正當東三省淪陷，熱血在青年學子張建功身上振蕩激揚。在中共黨員影響下，他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在國民政府社會部供職期間，張伯父曾以社會賢達身份營救過十幾位遭受逮捕的共產黨員。自1957年反右至文革結束，張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國民黨殘餘人員、反動學術權威，還是叛徒特務。至1978年，叛徒特務之冤案方纔真相大白。當此之際，張伯父余壽還有七年，一生襟抱，盡化為黃昏的雲煙。
――轉自《黑五類憶舊》，焦國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