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29日訊】 在假期中偶遇一位從國內來德國旅遊的大學生。他愛寫筆記，愛畫速寫，身材高大，言辭懇切。是個可愛的小伙子。我跟他天南地北地瞎侃。說起中學時代的考試，大學的生活，聽之不由得長吁短歎。說起高考，他十分慶幸：「還好我學的是理科，比文科要背的東西少。政治、經濟、道德和法律四大本，每本都有半寸厚。幾乎都是要背的。老師劃出重點，凡是不考的一律不看，已經背得我們天昏地暗。文科同學還要加上史地，全要背，想起來真覺得恐怖」。
聽他這麼訴苦，我也想起過去政治課背誦教條和數字的痛苦。那個年代，考政治要背誦1958躍進年的鋼產量是1070萬噸，1959年是1200萬噸，然後大饑荒就來臨了。背誦的數字是糧食七千億斤，棉花七千萬擔。一面是浮誇的數字，一面是伙食越來越差，飯菜越來越吃不飽。高考的時候，我們還背誦過黨的十二次路線鬥爭（毛死之前是十一次，毛死後加上粉碎四人幫的鬥爭變成十二次），還要分別記住每一次路線鬥爭的機會主義代表人物，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羅章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王張江姚四人幫。不能前後顛倒，不能張冠李戴。數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歷代知識青年們回望青年時代，發現這類教條和數據九成九皆是無稽謊言。數千萬噸的躍進鋼鐵其實都是不成器的廢渣爛鐵；上千億斤的糧食，大半是幹部虛報的畫餅空額。倒是有一個驚人的數字，始終沒有讓人民公開議論，改革開放以後，黨政部門才勉強承認了若干個估計的說法：大躍進後的全國大饑荒非自然死去了大約三到四千萬人民，其中主要是居住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而且1959到1962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地區受災，反而是大部地區都風調雨順。
所謂的十餘次路線鬥爭歷史，也多半是謊言。經史家考證，陳獨秀的罪名竟是替人受過，為共產國際的錯誤決策揹黑鍋。更可怕的是黨史隱瞞了江西蘇區富田事變的驚天血案。毛澤東和他的親信李韶九在紅軍中搞肅反，竟然殺害了將近十萬紅軍官兵（A B團七萬多人，「社民黨分子」六千二百多人和「改組派」兩萬多人）！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才在黨內呼籲為這些沉冤五十年的紅軍官兵平反昭雪。黨史中閃爍其詞的延安整風，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運動，反而是將馬恩譯本「拋出窯洞」（何方回憶錄《黨史筆記》），全面倣傚蘇共崇拜斯大林的方式，開展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運動。搶救運動，整肅知識幹部，數年間機關學校鬼哭狼嚎，監禁、殺害了王實味等優秀知識份子，多人被逼瘋、自殺。延安整風實際上是反右和文革的預演。數十年來，我們背誦了些甚麼，被隱瞞了甚麼，被怎樣地愚弄和欺騙？
小伙子還說了一些聽起來很不順耳的怪異術語。甚麼「貓登三」，「馬雞」，……。原來是大學的政治課教材的簡稱：《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貓登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馬雞），還有《近現代史》和《思想道德品質和法律知識》。大學生多半也知道這類教材中謊話連篇，可是作為必修課程，卻不能不死背硬記，所以十分煩悶。但是小伙子還是暗自慶幸，畢竟自己的家境還相當不錯，父母都在大學裡任教，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第一不必削尖腦袋申請入黨，（有黨票，畢業後有求職的方便），第二不必申請貧困學生獎學金。凡是申請入黨的同學，必須背誦黨章手冊，厚厚的一大本，相當可怕。凡是申請獎學金的同學，必須申請入黨。這不是黨拿了人民的血汗錢，借了執政黨的權勢賣黨票買人心嗎？花錢買來的人心，經得起波動和挫折嗎？
世界上除了仍保持國教的國家以外，沒有哪個國家還這樣不擇手段地強迫灌輸官方意識形態了。德國的公立學校，不准有宗教傾向的象徵，所以穆斯林女教師戴頭巾授課備遭詬病，鬧上法庭。即使是教會的中小學校，也必須徵求家長的同意，才給小朋友講授聖經課程，如果家庭沒有相關的信仰，學生可以迴避宗教講經而選擇哲學、美學和倫理課程。中國黨政當局分明是將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超越黨的界限強加於人民。人家基督教的聖經文化，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蘊含，包孕著大量文學、道德和哲理的精華。馬列主義還不到兩百年的歷史，已經千瘡百孔，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破東爛西，更加前後矛盾，從馬克思的兩個決裂和消滅私有制、列寧的肅反和書刊檢查制度和毛澤東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 ，到鄧小平的「不爭論和白貓黑貓好貓」，到江澤民的「資本家入黨」，前前後後都在自打耳光。沒有三寸黑厚臉皮和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本事，還真難當好這類課程的講師教授。這樣的課程教育出來的學生，怎能不素質下降，怎能不學風萎靡？
魯迅的散文《五猖會》裡說他少年時要去觀看廟會，偏偏父親這時要他背誦古文《鑒略》，「粵有盤古，生於太荒，首出御世，肇開混荒……」。他說他並不懂得這幾句古文，等到勉強背出，父親准允之後，他坐上渡船，看到廟會，卻已經興味索然。其實這段古文並不太難懂，魯迅自己也承認：「記得那時聽人說，讀《鑒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今天國內學童連《百家姓》的姊妹篇《三字經》也在重新誦讀了。文言背誦很大程度上玉成了魯迅的事業。試想，如果沒有少時的童子功，魯迅的小說史略和魏晉風度能研究得這樣鞭辟入裡，膾炙人口？他的文言白話能寫得如此暢快淋漓？比起我們背誦的那些「 無產階級最大公無私」，「資本主義必定滅亡」之類的馬列說教，比起那些鋼煤糧棉產量，路線權鬥惡史，舊時代的老塾課比共產黨的新八股還是要實惠得多。畢竟還能學到一點傳統文史常識。黨化意識形態統治了六十餘年，兩三代人不知道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在誦讀和重複這些毫無倫理、哲理價值的胡言亂語上。只要一黨專制不倒，這類宣傳和監控幹部還將繼續尸位素餐，吃香喝辣，馬列工程繼續耗費人民的血汗。青少年繼續在這類思想垃圾的重軛下喘息。如果當年不背誦這些垃圾，多背誦數十篇中外古典文獻，數百首唐詩宋詞，多學習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人民的素質和境界將遠遠不同於今天！
分手時，小伙子帶走了我的《歐華導報》（全德學聯報紙），還將我幽盤裡儲存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北京之春》文件複製到他的手提電腦裡，然後微笑道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