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15日訊】在不久前香港舉辦的書展上，由陳秉安先生撰寫的《大逃港》一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該書再現了上個世紀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逃港者中最為著名的人物當屬作曲家、小提琴家馬思聰先生。
據悉，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約250萬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達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規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別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們來自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這些人因為偷渡而被中共當局視為「叛國投敵者」。
陳秉安先生研究認為，導致內地居民大規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 100倍。」而1957年反右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運動，對知識份子等民眾的迫害亦讓人們無法忍受。人們只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自由世界」。這樣的選擇正是對中共統治的否定。
深圳特區成立十週年時，有記者採訪了政治局委員習仲勳。當談到「大逃港」時，習仲勳如此說道：「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習仲勳的話只說出了一半事實，雖然表面上看是經濟原因才讓人民選擇用腳投票，但更重要的是經濟背後的政治因素，才是人民拋棄中共的主因。經濟搞不好，不就是因為一切以政治為先，不就是因為中共從來都不把百姓當人看？對於普通百姓如此，對於那些曾經擁護共產黨的知識份子，中共也是毫不手軟。
比如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慘遭批鬥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馬思聰最終用腳做出了選擇。1967年1月，馬思聰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乘船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在其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的長達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帶給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鄧小平曾就此認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於是，文革結束後，為挽救喪失民心的中共，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即希冀通過讓人民獲得物質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對共產黨。
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鄧小平選擇的這條路讓人們放棄用腳投票了嗎？且不說出國的留學生僅有20%選擇回國，且不說通過旅遊滯留國外、偷渡申請難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選擇離開中國的國人有多少，我們不妨看看那些藉由改革開放獲利的富翁和官員們的選擇。
據兩個月前《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移民，局勢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這項調查時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聯合進行的。調查還顯示，那些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經濟上極為富有的他們為何也選擇用腳對中共投票？不就是因為生活在這個國度裡充滿了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嗎？！
再看看那些有權有勢的官員。今年6月，中國央行發佈了2008年完成的有關中國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員幹部、國企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款達8000億元人民幣。
而此前商務部發佈的調查報告稱，近三十年來，中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四千人，捲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而且這些外逃官員絕大多數是有權有勢的 「一把手」和在銀行工作的「近水樓台」官員。他們中有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有中共機關的副市長、廳長、甚至部長級官員，有銀行支行行長、分理處主任等。更令人驚嘆的是，這些官員絕大部份在外逃前都已經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國內做官。
另據中共中組部調查，這些年來中共高幹家屬、高幹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一共有108萬人。這個名單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亞的、原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以及去了澳洲的現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兩個兒子。
連官員們都迫不及待地用腳否定中共，看來中共的改革開放是的的確確失敗了，中共政權是的的確確危如累卵了。或許中國人不需再用腳投票的日子也為時不遠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