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15日讯】在不久前香港举办的书展上，由陈秉安先生撰写的《大逃港》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书再现了上个世纪大陆民众偷渡香港的历史，逃港者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
据悉，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约250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达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规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们来自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这些人因为偷渡而被中共当局视为“叛国投敌者”。
陈秉安先生研究认为，导致内地居民大规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 100倍。”而1957年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对知识份子等民众的迫害亦让人们无法忍受。人们只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自由世界”。这样的选择正是对中共统治的否定。
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有记者采访了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当谈到“大逃港”时，习仲勋如此说道：“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习仲勋的话只说出了一半事实，虽然表面上看是经济原因才让人民选择用脚投票，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才是人民抛弃中共的主因。经济搞不好，不就是因为一切以政治为先，不就是因为中共从来都不把百姓当人看？对于普通百姓如此，对于那些曾经拥护共产党的知识份子，中共也是毫不手软。
比如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惨遭批斗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马思聪最终用脚做出了选择。1967年1月，马思聪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乘船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在其港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份子和知青为主体的长达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带给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邓小平曾就此认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于是，文革结束后，为挽救丧失民心的中共，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即希冀通过让人民获得物质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对共产党。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邓小平选择的这条路让人们放弃用脚投票了吗？且不说出国的留学生仅有20%选择回国，且不说通过旅游滞留国外、偷渡申请难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选择离开中国的国人有多少，我们不妨看看那些藉由改革开放获利的富翁和官员们的选择。
据两个月前《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一千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移民，局势已经快办完移民手续了，这项调查时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的。调查还显示，那些拥有一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经济上极为富有的他们为何也选择用脚对中共投票？不就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充满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吗？！
再看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今年6月，中国央行发布了2008年完成的有关中国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研究报告。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员干部、国企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
而此前商务部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卷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而且这些外逃官员绝大多数是有权有势的 “一把手”和在银行工作的“近水楼台”官员。他们中有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中共机关的副市长、厅长、甚至部长级官员，有银行支行行长、分理处主任等。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在外逃前都已经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
另据中共中组部调查，这些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一共有108万人。这个名单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以及去了澳洲的现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两个儿子。
连官员们都迫不及待地用脚否定中共，看来中共的改革开放是的的确确失败了，中共政权是的的确确危如累卵了。或许中国人不需再用脚投票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