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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十二)淚水牙醫移民路與黑貓中隊

波士頓2008年黑貓講座中,(左起)擔任引言人的沈宗李、專協會長王世輝、演講者楊世駒、葉常棣兩位英雄。(攝影:文蕾/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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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07日訊】

淚水中移民路

來波士頓的第二個夏天,與幾位不會游泳的同學,興致勃勃開車到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著名度假海灘Hampton Beach,雖然一路塞車,但是想到海灘上的比基尼,沒有人抱怨沒有冷氣的悶熱。好不容易在擁擠的海灘上找到一處小小的落腳地,坐在旁邊不遠之處的美國老太太,用很不友善的口氣問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帶著微笑,用生硬的中式英文,想作一些國民外交,沒想到這位老太太大聲斥責,要我們回自己的國家去,大家一時手足無措,萬分驚恐的逃回波士頓。類似的經驗,在紐約和波士頓的超市和其他公共場所也發生過,久而久之,裝聾作啞,習以為常。

1983年,我在學校看診時,曾經有病人拒絕進入我的診療室。上班的前幾年,許多病人會刻意詢問我就讀的學校名字,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雖然心心裡不舒服,但是也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申請綠卡的時候,必需有一份全職工作,並且這份工作是不能影響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換句話說,這份工作不是在偏遠地區,乏人問津,就是待遇很差,剝削勞力的。

我第一次找到的工作,是在Brookline的Harvard Community Health Plan醫療中心,待遇高福利好,當然不符合申請綠卡的要求,只好悻悻然放棄。接連找到幾份工作,不是不符合辦綠卡的規定,就是雇主不願意幫忙。最後總算在麻州邊界找到一份符合條件的工作。精明狡詐的老闆除了要求牙科治療工作之外,還要有 「團隊精神」,幫忙員工倒垃圾,洗廁所,因此拿到綠卡的當天,就不再回去上班。

牙醫生涯原是夢

走上牙醫師這條路是「自然」和「偶然」的結合。在台灣的升學主義制度下,從小父母親就選定了醫學院作為目標,我只要考試考第一,初中和高中拼第一志願,自然而然就朝牙醫的路途上邁進。美國繼續深造成為專科醫師,則是一連串偶然所
造成的結果。就業和創業是受了大環境的限制和影響,也可以說是自然和偶然再次組合。

像我這種專科牙醫,上班像是打游擊,每週要到幾間不同的診所去,不同的上下班時間,使用不同的設備,遇見不同的工作伙伴,不同的病人形態,唯一的好處是單純的朝九晚五的診療工作,下了班就是自己的時間。開業就像開間小公司,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要處理,雖然收入較多,那是作兩份工作的報酬。開業要自己買昂貴的健康保險,放假不但沒有收入,水電房租薪水要照付。這樣的犧牲,所換取的是比較有彈性的上班時間,對於家庭和子女的照顧比較方便。常常聽到朋友們羨慕的語氣,真是隔行如隔山,你們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牙醫的工作壓力很大,因為沒有任何人對看牙醫不害怕,也沒有人會像看醫生般主動去看牙的。我面對的病人,總是垂頭喪氣的來,害怕的接受治療,最後的再見聲中吐露出以後不要再來的解脫。每天籠罩在這種不健康的低氣壓下,還必需要逆來
順受,神色自若,加上視力和聽力衰退,手臂麻痺,腰酸背痛的職業病,難怪牙醫師一向有最高的自殺率。所以我從來沒有鼓勵孩子們把牙醫列入職業考慮,一個人的經驗,兩代人受惠。

我和黑貓中隊

2005年,偶然間讀到一本華錫鈞寫的《失去的黑貓:兩名被俘U-2偵查機駕駛的故事》(Lost Black Cats-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故事的主人翁是兩位黑貓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和張立義,他們在飛行任務中被中共飛彈擊落被俘,經過十九年的勞改後,被釋放到香港。因為國府罔顧人情,不願意承認這兩位「壯烈成仁」的軍人,最後經過美國CIA的協助,兩位無名英雄只好流落異鄉。

小時候曾經斷斷續續聽過黑貓中隊到大陸偵測原子彈、美國西方公司在台灣的諜報工作、U-2飛行員尤其是陳懷生的英勇故事。 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接著又找到了絕版的《黑貓中隊》一書,心中對這兩位的忍辱負重和國家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待遇,除了無限的敬佩之外,更感到義憤填膺。

經過了三年輾轉曲折的努力,終於在紐約見到了張立義,聽他娓娓述說妻離子散的哀痛,和被自己的國家拋棄的血淚故事,並且在他的自傳《衣冠塚外的我》一書上簽名留念。張立義曾經是一個優秀的年輕飛行軍官,最後竟然淪落到美國當加油工維生。

在波士頓的專協年會裡,接連遇到另一位失落的黑貓葉常棣,飛行任務次數最多的沈宗李,和營救兩位袍澤到美國的黑貓中隊大隊長楊世駒。這幾年我和常來波士頓探親的沈宗李伯伯成了忘年之交,把酒言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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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7 1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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