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07日讯】
泪水中移民路
来波士顿的第二个夏天，与几位不会游泳的同学，兴致勃勃开车到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著名度假海滩Hampton Beach，虽然一路塞车，但是想到海滩上的比基尼，没有人抱怨没有冷气的闷热。好不容易在拥挤的海滩上找到一处小小的落脚地，坐在旁边不远之处的美国老太太，用很不友善的口气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带着微笑，用生硬的中式英文，想作一些国民外交，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大声斥责，要我们回自己的国家去，大家一时手足无措，万分惊恐的逃回波士顿。类似的经验，在纽约和波士顿的超市和其他公共场所也发生过，久而久之，装聋作哑，习以为常。
1983年，我在学校看诊时，曾经有病人拒绝进入我的诊疗室。上班的前几年，许多病人会刻意询问我就读的学校名字，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虽然心心里不舒服，但是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申请绿卡的时候，必需有一份全职工作，并且这份工作是不能影响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这份工作不是在偏远地区，乏人问津，就是待遇很差，剥削劳力的。
我第一次找到的工作，是在Brookline的Harvard Community Health Plan医疗中心，待遇高福利好，当然不符合申请绿卡的要求，只好悻悻然放弃。接连找到几份工作，不是不符合办绿卡的规定，就是雇主不愿意帮忙。最后总算在麻州边界找到一份符合条件的工作。精明狡诈的老板除了要求牙科治疗工作之外，还要有 “团队精神”，帮忙员工倒垃圾，洗厕所，因此拿到绿卡的当天，就不再回去上班。
牙医生涯原是梦
走上牙医师这条路是“自然”和“偶然”的结合。在台湾的升学主义制度下，从小父母亲就选定了医学院作为目标，我只要考试考第一，初中和高中拼第一志愿，自然而然就朝牙医的路途上迈进。美国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师，则是一连串偶然所
造成的结果。就业和创业是受了大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也可以说是自然和偶然再次组合。
像我这种专科牙医，上班像是打游击，每周要到几间不同的诊所去，不同的上下班时间，使用不同的设备，遇见不同的工作伙伴，不同的病人形态，唯一的好处是单纯的朝九晚五的诊疗工作，下了班就是自己的时间。开业就像开间小公司，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要处理，虽然收入较多，那是作两份工作的报酬。开业要自己买昂贵的健康保险，放假不但没有收入，水电房租薪水要照付。这样的牺牲，所换取的是比较有弹性的上班时间，对于家庭和子女的照顾比较方便。常常听到朋友们羡慕的语气，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牙医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没有任何人对看牙医不害怕，也没有人会像看医生般主动去看牙的。我面对的病人，总是垂头丧气的来，害怕的接受治疗，最后的再见声中吐露出以后不要再来的解脱。每天笼罩在这种不健康的低气压下，还必需要逆来
顺受，神色自若，加上视力和听力衰退，手臂麻痹，腰酸背痛的职业病，难怪牙医师一向有最高的自杀率。所以我从来没有鼓励孩子们把牙医列入职业考虑，一个人的经验，两代人受惠。
我和黑猫中队
2005年，偶然间读到一本华锡钧写的《失去的黑猫：两名被俘U-2侦查机驾驶的故事》（Lost Black Cats-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故事的主人翁是两位黑猫中队飞行员叶常棣和张立义，他们在飞行任务中被中共飞弹击落被俘，经过十九年的劳改后，被释放到香港。因为国府罔顾人情，不愿意承认这两位“壮烈成仁”的军人，最后经过美国CIA的协助，两位无名英雄只好流落异乡。
小时候曾经断断续续听过黑猫中队到大陆侦测原子弹、美国西方公司在台湾的谍报工作、U-2飞行员尤其是陈怀生的英勇故事。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接着又找到了绝版的《黑猫中队》一书，心中对这两位的忍辱负重和国家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除了无限的敬佩之外，更感到义愤填膺。
经过了三年辗转曲折的努力，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立义，听他娓娓述说妻离子散的哀痛，和被自己的国家抛弃的血泪故事，并且在他的自传《衣冠塚外的我》一书上签名留念。张立义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年轻飞行军官，最后竟然沦落到美国当加油工维生。
在波士顿的专协年会里，接连遇到另一位失落的黑猫叶常棣，飞行任务次数最多的沈宗李，和营救两位袍泽到美国的黑猫中队大队长杨世驹。这几年我和常来波士顿探亲的沈宗李伯伯成了忘年之交，把酒言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