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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十二)泪水牙医移民路与黑猫中队

波士顿2008年黑猫讲座中,(左起)担任引言人的沈宗李、专协会长王世辉、演讲者杨世驹、叶常棣两位英雄。(摄影:文蕾/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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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1月07日讯】

泪水中移民路

来波士顿的第二个夏天,与几位不会游泳的同学,兴致勃勃开车到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著名度假海滩Hampton Beach,虽然一路塞车,但是想到海滩上的比基尼,没有人抱怨没有冷气的闷热。好不容易在拥挤的海滩上找到一处小小的落脚地,坐在旁边不远之处的美国老太太,用很不友善的口气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带着微笑,用生硬的中式英文,想作一些国民外交,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大声斥责,要我们回自己的国家去,大家一时手足无措,万分惊恐的逃回波士顿。类似的经验,在纽约和波士顿的超市和其他公共场所也发生过,久而久之,装聋作哑,习以为常。

1983年,我在学校看诊时,曾经有病人拒绝进入我的诊疗室。上班的前几年,许多病人会刻意询问我就读的学校名字,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虽然心心里不舒服,但是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申请绿卡的时候,必需有一份全职工作,并且这份工作是不能影响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这份工作不是在偏远地区,乏人问津,就是待遇很差,剥削劳力的。

我第一次找到的工作,是在Brookline的Harvard Community Health Plan医疗中心,待遇高福利好,当然不符合申请绿卡的要求,只好悻悻然放弃。接连找到几份工作,不是不符合办绿卡的规定,就是雇主不愿意帮忙。最后总算在麻州边界找到一份符合条件的工作。精明狡诈的老板除了要求牙科治疗工作之外,还要有 “团队精神”,帮忙员工倒垃圾,洗厕所,因此拿到绿卡的当天,就不再回去上班。

牙医生涯原是梦

走上牙医师这条路是“自然”和“偶然”的结合。在台湾的升学主义制度下,从小父母亲就选定了医学院作为目标,我只要考试考第一,初中和高中拼第一志愿,自然而然就朝牙医的路途上迈进。美国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师,则是一连串偶然所
造成的结果。就业和创业是受了大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也可以说是自然和偶然再次组合。

像我这种专科牙医,上班像是打游击,每周要到几间不同的诊所去,不同的上下班时间,使用不同的设备,遇见不同的工作伙伴,不同的病人形态,唯一的好处是单纯的朝九晚五的诊疗工作,下了班就是自己的时间。开业就像开间小公司,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要处理,虽然收入较多,那是作两份工作的报酬。开业要自己买昂贵的健康保险,放假不但没有收入,水电房租薪水要照付。这样的牺牲,所换取的是比较有弹性的上班时间,对于家庭和子女的照顾比较方便。常常听到朋友们羡慕的语气,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牙医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没有任何人对看牙医不害怕,也没有人会像看医生般主动去看牙的。我面对的病人,总是垂头丧气的来,害怕的接受治疗,最后的再见声中吐露出以后不要再来的解脱。每天笼罩在这种不健康的低气压下,还必需要逆来
顺受,神色自若,加上视力和听力衰退,手臂麻痹,腰酸背痛的职业病,难怪牙医师一向有最高的自杀率。所以我从来没有鼓励孩子们把牙医列入职业考虑,一个人的经验,两代人受惠。

我和黑猫中队

2005年,偶然间读到一本华锡钧写的《失去的黑猫:两名被俘U-2侦查机驾驶的故事》(Lost Black Cats-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故事的主人翁是两位黑猫中队飞行员叶常棣和张立义,他们在飞行任务中被中共飞弹击落被俘,经过十九年的劳改后,被释放到香港。因为国府罔顾人情,不愿意承认这两位“壮烈成仁”的军人,最后经过美国CIA的协助,两位无名英雄只好流落异乡。

小时候曾经断断续续听过黑猫中队到大陆侦测原子弹、美国西方公司在台湾的谍报工作、U-2飞行员尤其是陈怀生的英勇故事。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接着又找到了绝版的《黑猫中队》一书,心中对这两位的忍辱负重和国家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除了无限的敬佩之外,更感到义愤填膺。

经过了三年辗转曲折的努力,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立义,听他娓娓述说妻离子散的哀痛,和被自己的国家抛弃的血泪故事,并且在他的自传《衣冠塚外的我》一书上签名留念。张立义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年轻飞行军官,最后竟然沦落到美国当加油工维生。

在波士顿的专协年会里,接连遇到另一位失落的黑猫叶常棣,飞行任务次数最多的沈宗李,和营救两位袍泽到美国的黑猫中队大队长杨世驹。这几年我和常来波士顿探亲的沈宗李伯伯成了忘年之交,把酒言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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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7 1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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