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21日訊】據史傳，漢字是黃帝的史官倉頡所創造的。
《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後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韓非子•五蠹篇》：「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漢人的著述中也多有記載。如《淮南子•本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特別是東漢的許慎，在他的具有奠基意義的語言文字學專著《說文解字•敘》中談的最詳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不過，後世特別是近世學者對倉頡造字之說多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認為漢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時一地造出來的，而是漢民族先人集體長期累積的結果。
要討論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得先對漢字起源的涵義做一界定：漢字的起源是針對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漢字體系而言的。明確了這一前提，這些學者的觀點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由以上介紹和其他史料記載可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倉頡造字說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常識。近代以來，通過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及與不同來源資料的多方互考印證，我國古史記載的可信度相當之高。如西晉初年，由盜掘汲郡（今河南汲縣，戰國時為魏地）魏王墓塚而現世的《汲塚書》中的編年古史——魏國史書《竹書紀年》，關於商周史實的很多記載與甲骨文、金文吻合，在中國大陸前幾年完成的我國大型史學研究專案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文獻資料很大程度上依據了《竹書紀年》。再如，通過對甲骨卜辭等不同來源資料的研究表明，《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帝王世系的記載是基本可信的，就是一些歷來為史學家以其言不雅訓而不屑的傳統文獻，如《五帝德》、《帝系》、《山海經》等，也被證明具有表示事實的一面。所以，在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證是但也同樣沒有確鑿證據證非的情況下，對古史的記載一概採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現知的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是殷商甲骨文，其歷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經過專家學者考證研究，已輯錄甲骨文單字近6000個（其中多有同字異構，最新研究約為3500個左右），發現甲骨文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完全符合「六書」造字原理。這說明，甲骨文的產生，應該是更久遠的事情。倉頡所處的年代大約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從前面的介紹可知，倉頡造字是一種有緣起（「庶業其繁，飾偽萌生」）、有理論指導原則（「分理之可相別異」）、有實現結果（「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的自覺的創造活動。以甲骨文相對照，說漢字為倉頡所造，從歷史沿革上講是合理的。
第三，人類創新活動的事實表明，歷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論的形成和重大的發明、發現，都是由個人獨立完成的。而且這些重要的創新成果即使讓大眾認識和接受，往往也要經過一個漫長的和困難的過程。而大眾在接受和使用這些創新成果的過程中，只會使其簡單化和庸俗化，而絕無使其系統化、精細化的現象發生。由此可見，倉頡造字說符合創新規律。
第四，新的漢字分類表（以聲符為根的「字族」表）表明，漢字造字時聲符的選擇，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絕無隨意使用或倚重於某些常用字或簡單字的現象。
鑒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倉頡造字說是可信的。而所謂的「漢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時一地造出來的，而是漢民族先人集體長期累積的結果」的說法，既無史籍支持，又與漢字系統的歷史與現狀不符，更不符合創新規律，所以，只能是一種臆說。當然，當我們揭示了漢字造字的真義之後，這樣的說法就尤顯荒唐可笑了。（待續）
201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