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26日訊】《李大同：我的蒙古歲月》一文被刪內容：（接上）
6、 邢：記得看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也是很受震動。
李: 那是不得了的！就這樣，我們腦子裡開始裝了很多反「正統」意識形態的東西。但不能說建立了一個系統，因為我們同時還在接受偽歷史、偽知識，它們也在抵消著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碼，我們不再「純潔」了。我見到毛澤東時，就不會掉眼淚。情感上也發生著變化。記得聯動有一夥人，一次沖公安部前，跑到我們大院歇腳說：「我們現在懷疑林彪。」我問：「有甚麼證據沒有？」他們就講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覺得林彪也可以懷疑。江青更不要說，都罵得狗血噴頭。那時有不少幹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機，把老畫報上江青過去的照片翻拍下來，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這個戲子！當時幹部子弟對中央高層的神秘感很快就沒有了。也受毛澤東很多講話的影響，比如1964年中國新年講話，毛澤東說很對嘛，上課看《紅樓夢》也好，抄書也是學習，這個學生將來有出息。文革中，我們不參加暴力行為，參加暴力行為的主要是低年級的孩子——初中生。那時六中搞紅色恐怖萬歲，都是初中生。我雖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沒有參加過。曾有一次讓我押送兩個「地富」回原籍，由於臨時取消，也沒有送成。
老紅衛兵其實很早就邊緣化了。為了表示自己是正統，老紅衛兵為此還舉行過多次長安街遊行。整個長安街，十幾二十萬人帶著最原始的紅袖章、紅領巾浩浩蕩蕩。這是懷舊示威。我們也去了，覺得有一種歸屬感。各個學校「老兵」成立合唱隊，唱長征組歌。101中學有兩個女生領唱非常優秀，我們聽得熱淚盈眶。「四三派」的人還去砸過場子。各區籃球高手在東單體育場舉行比賽。彭真的兒子，也是籃球高手！那時學校我們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遙派，在家讀書。
7、他看我們填的表，全是幹部子弟。說：「你們肯定是聯動的！」我們說：「我們不是，我們是反聯動的。」後來，還是用毛主席像章打開了缺口。我們發現知青辦四個人是兩派，我們就採取各個擊破的方針。
8、那裏，從來沒有去過一個知青。為甚麼說那裏階級鬥爭最複雜？因為， 內蒙正在搞挖肅，清查「內人黨」，唯有白音德力格爾保守派佔上風，挖不下去。當時去了內蒙的知青，普遍參加了「挖肅」。要表現出是輸出革命來了。
去了以後呢？我們很快就參加了那個地方的反「挖肅」。我們的場長，叫烏力吉巴雅爾，是老復員軍人，被打成「內人黨」， 讓造反派抓到紅星大隊去拷打。我們天生就是保守派，聽了聽情況介紹，同情場長，決定一塊參加搶場長的行動。於是去紅星大隊，提著鎬頭把兒，愣是把老場長搶出來了！我們這幫人甚麼陣勢沒有見過？人又高頭馬大的。
9、這時我們還沒有分配到大隊裡。另外有一幫子人已經去了紅星大隊。也是知青盲流，廖平平（廖承志的兒子）、黃小源（黃靜波的孩子）等；他們也有五個人，比我們晚到旗裡，結果卻比我們先下到了隊裡，他們也使了些「陰謀詭計」。甚至偷過我們的煙，也曾住在那個福利車馬店。
10、邢：講到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心情，也很有意思。你們是不是怕人家鑽你的被窩啊？
李：當時傳說草原上人人有性病，我們就怕染上梅毒甚麼的，嚇得根本不敢睡覺。後來到了自己的營地，住進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個，女的一個。
11、邢：後來你們那裏挖「內人黨」還搞嗎？
李：滕海清來了，整個內蒙軍管了。滕海清原來是軍區司令員。他繼續挖「內人黨」，整當地幹部。我們知青是與軍代表對著干的。他們以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讓我們知青給他們當翻譯。
軍代表把老鄉訓得都發抖啊！我們就用蒙古話對老鄉說：「你怕甚麼？沒有甚麼了不起！」我們聲色俱厲，看上去也在像在訓老鄉，其實我們說：「站好，別怕他們，甚麼也別說！」軍代表一看，怎麼剛才還嚇得腿都打彎了，一會兒一個個都直起來了？就懷疑了我們。後來派別的懂蒙語的人在旁邊聽，才知道我們說的都是反話。說這幫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鄉那邊，把我們都換了。還把我們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把我們的羊群也給剝奪了。
我們曾經一度靠打零工活著。每天騎著馬，到人家蒙古包去問：你這兒有活嗎？你這兒有活嗎？這麼湊合活著，生活很不穩定。
邢：這大概有多長時間？
李：大概有半年時間。後來軍代表撤了。我們才恢復原來的樣子。趙紫陽到了內蒙，制定了很多符合實際的政策，還到我們牧場來視察過。其中一條政策是知青可以購買自留畜。我主張買。我們每人可以買6到8只母羊，一隻羊才10元錢，可以讓它下羔。但是我們那夥人堅決反對，說我們是無產者，不能有私有財產。我說，這不能算私有財產，我們放到老鄉的羊群裡，羊毛給他，我們只吃肉，可以省下買肉的錢。他們還不幹。要是買了，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為羊是成幾何數發展。
12、李：但回去一調檔案，就黃了，不能要了。其實他是法語老師。他通過聽你說蒙語，考察你的學語言的能力。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學的機會，又因為我父親的問題，沒有去成。1975年，還有一次。這一次，招生老師說：你來起草一個給農林部（我父親單位）的函，只要他們說不影響你升學就行，我們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標。我親自起草的這份東西，最後一句是：黃天祥的問題審查，是否應不影響其子女的升學問題，請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這就違反政策），或者「否」。結果農林部軍代表那個壞啊！他們根本不回答你的問題，回函寫道：「經查，黃天祥的問題目前沒有發現和其子女有關」。你說這叫個甚麼東西？！那意思是說，還有可能查出我與我父親有關的問題。
三次受辱，這個大學不能上了。
其實，到了1974年我們分場就只剩下我一人了。這時候感到很孤獨。在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對話，梁步庭曾經和我父親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問他：「以您的政治經驗，我爸爸的問題，還有沒有可能翻過來？」他想了半天，說：「沒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時候，還和耀邦說了這件事。耀邦很生氣，質問梁：「你為甚麼不出來說話？你至少可以證明他不是叛徒。」說我父親是叛徒，是當年父親被派到土匪組織中工作，感化他們出來打日本，別和八路軍作對。結果土匪組織內部嘩變，把我父親捆起來了。他們又不敢惹八路軍，就把八路軍代表——我父親給放了。這樣，我父親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說：你要不叛變，怎麼會放你呢？其實檔案中早已經甄別清楚了。梁步庭說：「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說話就是態度」。在干校時，梁步庭與我父親在廁所見面都不敢說話。開鬥爭大會時，我父親太硬，雄辯滔滔，散會時人們說也不知道誰斗誰！他連走資派都不承認。太不知道妥協！
13、其實，她過來以後才知道，她很有背景。她父親是中央統戰部的一個處長；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張浩）。她的小姑父，是原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文革開始時，林彪還派秘書到她們家問有甚麼困難沒有。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