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26日讯】《李大同：我的蒙古岁月》一文被删内容：（接上）
6、 邢：记得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也是很受震动。
李: 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记得联动有一伙人，一次冲公安部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1964年中国新年讲话，毛泽东说很对嘛，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文革中，我们不参加暴力行为，参加暴力行为的主要是低年级的孩子——初中生。那时六中搞红色恐怖万岁，都是初中生。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十几二十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四三派”的人还去砸过场子。各区篮球高手在东单体育场举行比赛。彭真的儿子，也是篮球高手！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7、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8、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 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 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人又高头马大的。
9、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一帮子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知青盲流，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也有五个人，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甚至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10、邢：讲到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心情，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怕人家钻你的被窝啊？
李：当时传说草原上人人有性病，我们就怕染上梅毒什么的，吓得根本不敢睡觉。后来到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
11、邢：后来你们那里挖“内人党”还搞吗？
李：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我们知青是与军代表对着干的。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
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在像在训老乡，其实我们说：“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
邢：这大概有多长时间？
李：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要是买了，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数发展。
12、李：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这就违反政策），或者“否”。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说我父亲是叛徒，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他们又不敢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13、其实，她过来以后才知道，她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