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2日訊】2011年歲末，前東德著名女作家克莉絲塔．沃爾夫（Christa Wolf，1929-2011）去世了。與她同年的德國戲劇大師海納．米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雖享譽劇壇，但社會知名度遠遜沃爾夫。專業人士以外，所知者有限；儘管米勒比沃爾夫豐產多采，比沃爾夫多才多藝，文學成就遠在沃爾夫之上。
這兩位東德文學名人，不同於東德的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也不同於西德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在東德，黨國文藝借布萊希特之光、掠布萊希特之美；在西德，格拉斯以個人的文學成就立身成名。而沃爾夫和米勒則是在專制的夾縫中生存與創作，在東西德封閉與自由的對峙中成名。在這種對峙的夾縫中，文學不復單純的文學，文人不復純粹的文人；政治對峙扭曲了一切。沃爾夫和米勒都是名人，但那是不一樣的名聲；兩個人都是文人，但代表的是不一樣的文學；兩個人都與政治相關，但政治態度彼此不同……凡有一堵牆橫亙在專制與自由、封閉與開放之間的地方，都會有沃爾夫與米勒這種名與實的錯位；撇開政治的噪聒，才能尋找到文學與歷史的真實。
不一樣的起點
沃爾夫的處女作《莫斯科的故事》
沃爾夫1961年發表《莫斯科的故事》；東柏林女醫生薇拉與蘇軍翻譯帕維爾溫情憂傷的愛情故事。六十年代，薇拉到莫斯科出席會議，意外重逢帕維爾，憶起15年前的舊事。1945年戰爭結束，帕維爾奉司令官之命，請村祕書薇拉帶他去找村長。村長因驚嚇而病倒，村民們對與佔領者翻譯官並肩出現的薇拉滿懷敵意。經過劇烈的內心掙扎，薇拉拒絕了帕維爾的愛情。令黨國無憂的上層文化文化消費品，不是黨八股又不觸犯黨的意識型態，預示了沃爾夫未來的文學道路。
米勒偏離黨文化的開始
1958年米勒劇作的首度公演。《震撼世界的十天》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而作，作品不僅在歌頌偉大的革命，更在表現其間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布爾什維克與克倫斯基政府、與軍隊士兵、與哥薩克，及其內部的矛盾衝突。《廉價勞動者》嘲笑共和國的勞動英雄，為了不至被禁，米勒把劇情提到東德建國之前的1949年前後。劇中的工作狂連破生產紀錄導致變相壓低工資，工人怠工被發現而消失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修改》的劇本，綵排之後根據審查部門要求修改而成。工地生產隊長共產黨員佈雷默，被夾在群眾與領導、真相與謊報之間。建材缺乏無法按期完工，佈雷默不肯同流合污，因此發生械鬥。該劇表現了建設 「新世界」的失敗，暴露了政府的意識型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激烈衝突。
米勒逕自表現個人對現實的觀察，無意靠攏黨國。1949年20歲的高中畢業生沃爾夫加入共產黨，一直到1989年。1946年17歲的米勒加入其後被共產黨吞併的社會民主黨，在沃爾夫入黨的那一年，20歲的米勒因為自由散漫而被開除。
沃爾夫一舉成名，米勒開始被禁
沃爾夫打擦邊球一炮而紅
1963年沃爾夫《分裂的天空》在東德出版，一舉成名。一個主義戰勝愛情的故事。一對情侶莉塔和曼弗雷德，對社會現實中物質匱乏、計畫經濟、官僚主義等態度不同，漸行漸遠。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後曼弗雷德滯留西德，莉塔勸歸未果。莉塔選擇了國家，放棄了愛情，對社會主義前景滿懷信心。柏林牆的強硬政治之後，對內對外東德都需要展示溫和；《分裂的天空》選材政治擦邊，處置政治正確，可謂正得其時。大牆隔離了兩個世界，對峙掩蓋了文學；僅是柏林牆這個題材就眩暈了西德批評界，他們對東德使用了另一種標準。
沃爾夫始終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她沒有危險的思想，所以並無鋌而走險之事，即使寫柏林牆這個敏感題材；她的文學動機，總有適當的政治正確的表達。青年時代她是社會主義東德的乖乖女，而八九年以後，她保衛東德保衛自我直到生命的終結，她畢生不能諒解八九年斷送了東德，也許還有她自己。
米勒冷嘲熱諷，厄運難逃
1961年，他的《女移民或農村生活》首演後立刻叫停，他先被開除公職又被趕出作協。該劇描寫東德農村土改合作化，劇中有一幕，分得土地的農民要求分一匹馬耕地，村幹部說：「等等吧，明年分你一臺拖拉機。」農民答道：「明年，我早就累死在犁下，也用不著拖拉機了。」這樣的笑話，黨國難容，米勒被禁不奇怪。
他直言不諱幸災樂禍是他創作的一個基本動機，見到出事就高興，高興又有的可寫了。20世紀歷史唯一的意義在他看來，即是它的夭折、擱淺與失敗。這樣一個狂放不羈的靈魂，沒有什麼意識型態繩索能夠捆綁住，它一定要幸災樂禍，它一定得政治不正確。這是米勒的才能！
沃爾夫政治正確，前程無量；
米勒創作不輟，命運無常
沃爾夫政治正確的文學盆景
柏林建牆後短暫的自由化時期結束，1965年東德共產黨十一中全會上共產黨重拾強硬的意識型態路線，查禁了一批作家與作品。會上沃爾夫發言譴責青少年的精神空虛使外來敵對意識型態趁虛而入，後來又主動表態，「我迄今為止的一切作品，都是出於對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擁護與熱愛。」
1976年的《童年模式》以第一人稱回憶二戰後德裔被驅離家園的經歷，這在戰後是一個禁忌話題，西德為撇清復仇主義之嫌而避談，東德為維護反法西斯陣營而禁談。小說譴責虐待和強姦德裔婦女的紅軍逃兵，頌揚蘇軍紀律嚴明、正直善良，還不忘譴責美國人的越戰；又一個政治正確以題材取勝的典型。類似的作品有1983年的《卡珊德拉》，和平運動與女權讀物；1987年的《事故》，以蘇聯切諾比爾電廠核爆炸為題，沉思原子能和平利用與科學技術的倫理責任，都是當時西方社會的時髦議題。
沃爾夫前面大道康莊，政治正確的文學花朵競放在大牆兩側。政治正確的剪裁之後，還能剩餘多少文學呢？
米勒的精采劇作，且演且禁
1965年《建設》一劇在沃爾夫發言表態的東德共產黨十一中全會上被禁。為避當局文化檢查的耳目，米勒轉向古典題，創作了一系列「新編歷史劇」。1972年文化部取消了《牆》已經宣佈的公演，劇中革命家A被派做行刑人，第一個行刑對象是他的好友B。A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放走了B；請調未准後漸漸人性泯滅，失控濫殺；最後一次行使行刑人職務，宣佈自己的死刑。《牆》1975年在美國首演。《哈姆雷特機器》1979年在西德公演，全劇只有9頁紙的臺詞，把哈姆雷特置於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社會，藉以表現東德知識分子的困境。1984-1988年間《沃洛克拉姆斯克大道，一至五》在東德上演，《之三》講1953年6月17日東德人民起義，《之四》描寫國安官員夢見自己和辦公桌長到一起，裝備了全套意識型態軟件準備對付一切可能的動亂，保衛國家穩定，《之五》表現東德人面對1968年布拉格之春。
米勒取材生活、取材古典、取材他人，為己所用重新詮釋，熔寫實與象徵、敘事與隱喻、多重時空的交替、啞劇、玩偶等形式於一爐，表現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嘲諷現實的荒誕，犬儒主義成為他的招牌標誌。米勒多采的戲劇擠出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藩籬，把貧瘠的政治正確的「文學」拋在身後。
八九年，一個機遇或是一道符咒
沃爾夫，忠於國家
1989年11月4日東柏林群眾集會上，沃爾夫呼籲為了「我們的國家」，「留下來」，「誰也不走」，成為對她永久的冷嘲，到死她的身心都留在那個國家。1992年沃爾夫的東德國安線人檔案曝光，在無功的反擊之後，她退出了公共生活。此後，她的文學更萎縮為自我辯解的獨白：以往日記、書信、已發表文字的集結及其自傳式的重複，以2010年出版的《天使之城》告終，它是這樣開頭的：
「入境時，我的藍色護照是如何引起豎著一頭紅髮的境檢官員的注意啊。他仔細地查看我的入境文件……終於他抬起冰藍色的眼睛看著我，從德國來？『是的，東德。』……他撒滿雀斑的手從櫃檯上伸出來把護照遞還給我，又問了一句，妳肯定，這個國家確實存在？『是的，我確定』，我簡短地回答；雖然我清楚，正確的答案是『不』。等行李的時候我自問，這樣做值得嗎？拿一本雖有效但已不存在的國家的護照進入美國，就為了惹惱一個年輕的美國入境官員？那是一種挑釁性反應，那時候我還行，人老了這種情況就少了。」
為什麼挑釁呢？對東德的倒臺、對社會主義不再，對沃爾夫個人的失落，美國人應該負責？！她不會察覺舊金山機場海關這位東德祖母的滑稽、失態，她不具備這種精神能力，並不在於年紀。
米勒，忠於自我
1989年11月4日在同一個群眾集會上，米勒上臺講話。他說，東德政治一直用特權把藝術家與普通人隔離開來，今天，我們不要特權要團結。他不以「我們的國家」名義號召沒有社會主義特權的普通人，至少他知恥。米勒也曾為國安線人，他沒有否認。為什麼要從1992年的自傳《沒有戰役的戰爭—生活在兩個獨裁之下》的手稿中刪去這段歷史？「刪掉肯定不對」他承認，「我想，大家也是這麼看，跟國安打交道的都是畜生。」自傳1994年再版時這段歷史補了進去。
1995年他最後一部劇作《日耳曼女神之三—死者的鬼魂》，把斯大林、希特勒、德國人和紅軍一同召喚上舞臺，把馬克思主義與納粹意識型態及其殘暴相提並論。歷史研究上把共產主義與納粹作為20世紀極權主義並列的，是1997年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米勒思想的敏銳與行動上的魄力由此可見。
如果尋求文學、渴望個性，那麼去閱讀米勒吧，布萊希特之後德國最傑出的戲劇家，他不會讓你失望。你會受到思想上的衝擊、會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會收穫美學上的驚喜。如果你喜愛《等待戈多》（等待果陀）和《瘟疫》，貝克特和加繆，那麼去瀏覽米勒，那是枝葉豐茂奇花異果的常青樹，使乾癟的政治正確修剪的盆景相形見絀。◇
本文轉自269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71/10624.htm
